曾经是一贯道“天才”的徐正康，同善社“六层引恩”道首叶晋初，分别于六十年代写过《反动一贯道内幕》和《同善杜内幕》的两篇材料。其中谈到了一贯道、同善社在宁波沦陷期间与日伪狼狈为奸，危害百姓，反对抗日的一些罪恶勾当。所述情况虽是整个材料中很少的一节，亦可从中窥见沦陷区形形色色的一个侧面，现辑录于下：

　　徐正康述：

　　1942年，我12岁，念完中学一年级，和我家住一条街上的日本翻译、汉奸陈振中当了一贯道“瑶光”坛坛主，拉拢我父亲，一家人都参加了一贯道。是年12月，瑶光坛举办“诚信仙佛训练班”，父亲和我都参加了。就在这个训练班上，我被上海派来设坛点传师桑椿森看中，说我这个孩子有“先天根基”，可以培养，从此受骗中邪，在瑶光坛当了七年“天才”。

　　一贯道自日本侵略中国以后发展最快。在全国有两个中心地，北方在天津，南方在上海。许多一贯道的点传师当了汉奸，也有很多汉奸成为一贯道的点传师。他们随着日寇侵略势力的扩张，深入到各地设坛传道，发展组织。所以一般人都说一贯道是和日本人一起来的，就称一贯道为“东洋道”。桑椿森就是一个挂着“商人”的牌子，与日本特务、日本流氓、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的汉奸。他原来是上海沪西一带有名的流氓头子，后来得到上海大汉奸李丽周的邀请，在一贯道里当点传师，由上海基础台派遣到宁波设瑶光坛。协助桑椿森到宁波来办道的另一个点传师庄智信，则是由天津基础台派来，也是一个精通五国语言的青岛汉奸。

　　一贯道在宁波得到很快发展，除南北基础台派遣有汉奸身份的点传师来传道外，还依靠当地汉奸的配合。汪伪第十师师长长谢文达的副官陈文祥和谢文达老婆就是他们活动的靠山。陈文祥加入一贯道后，就在日军宁波特务机关对面设立“明德”坛，自己领命为点传师，谢文达老婆在中营巷12号设立“守一”坛，当时宁波地方上到处是汪伪军、地痞流氓的地盘，一贯道有了这样一个“带指挥刀的点传师”和师长太太撑腰，谁不忌惮，所以反动道会门的组织遍及宁波各地，分坛的坛主也多系地主汉奸和土匪流氓头子。如象山县姓姚的坛主，是汪伪象山县警察局长，余姚县分坛的一个坛主是汪伪余姚县县长劳乃心的弟弟；奉化东山的分坛，把著名土匪头子“小雄鸡”的结拜兄弟双枪王某某作为依靠。这些都是一贯道的政治背景，此外，还有与当地日本特务勾结的，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所以宁波一贯道和全国一样，除宣传迷信，骗取钱财，奸淫妇女等罪恶活动外，在日伪期间还充当了侵略者的帮凶，下面仅举几个事实例子：

　　一、对道亲进行奴化教育

　　主要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在点传师主使下，天才装作仙佛附身，用仙佛批沙(用乩笔在沙盘里写字)、借窍的骗术，传达老申娘(一贯道尊奉的偶象，亦称明明上帝)训示，如说：“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是老申的‘原子’(原子即指修道人)，老申是一视同仁的。”，把日寇在中国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等罪行，说成“现在是三期末劫，大算几万年清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一切夙缘、夙冤必须现在了却。”如道亲遭到日寇或汪伪军抢劫、奸淫，说成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考验修道之人。”道亲被杀害了，说成“上天在三期末劫须要原子，是老申召回去了。”有时还叫天才装作死者来坛，说一套鬼话；另一种是，点传师讲道借用《四书》、《金刚金》、《孝经》等等旧时的著作，胡乱解释。如用“修身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叫道亲最最要紧的是先修身，千万不能先管国事，去反对日本人的侵略。不论是那一种方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道亲把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看作是上天注定的，是理所当然的，千万不能反抗。

　　二、反共宣传

　　反共宣传与奴化教育同时进行，方法也类似。如诬蔑毛泽东主席是“蛇妖下凡”，攻击抗日的三五支队是“三五成群的乌合之众”，宣传汪伪政府挂的旗子有国民党党徽镶黄边，是奉天承运的“杏黄旗”，说什么“杏黄旗帜空中飘，三千大同乐逍遥。”要道亲们拥护卖国的汉奸政府。1943年，杭州总坛派遣到余姚活动的点传师詹天保，在四明山区见到当地使用抗日政府发行的“抗币”，就在当地向道亲们编造谣言，说这是“糠”币，“藏”币（宁波土音“藏念抗”）迟早要变成细糠那样不值钱，以后只能收藏不能使用。

　　三、替敌伪刺探情报，给日伪军扫荡打前站

　　如1943年，一贯道杭州总坛接受了日寇和汪伪政府的任务，特地派遣点传师詹天保（杭州人）、朱永祥（余姚人）到余姚刺探三五支队活动的，情报。上海基础台同时指示宁波瑶光坛：凡詹、朱在余姚活动，应尽一切力量予以协助。詹、朱当时最需要有一个既熟悉余姚情况又有活动能力的天才，于是指名把我借去。当时，余姚陆家埠是三五支队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詹、朱二人就在陆家埠活动最勤。他们利用我年少不会引人注意，要我到机关、银行门口去了解群众兑换“抗币”的情况和反映，见到许多穿灰颜色军服的三五支队在听报告，或在互相说话，就要我一定设法前去窃听。一次还叫我上街闲荡，仔仔细细看一下三五支队使用的是什么样子的枪。我窃听到情况之后，要立即一字不漏的向他们汇报。詹天保或朱永祥将情报收集以后，每个月至少去杭州一次，向总坛作汇报。当时三北宓家埭、白洋湖等地有三五支队经常活动，而且向群众宣传不要相信一贯道，有时直接干涉一贯道的迷信活动。而詹、朱对这些地方特别感兴趣，一月之中坛期安排很多，去得很勤。

　　1943年，我跟朱永祥在余姚周巷活动，见到有三四十个三五支队男女干部(带武器的很少)在向群众做宣传工作。朱见到这个情况，借口开坛的“进道表文”用完。要在余姚城里领取，马上独自一人雇了一只快船到余姚城内。就在当天傍晚，大批的日、伪军前来周巷扫荡，当时要是没有周巷当地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一定有不少革命同志遭到杀害。朱永祥在日伪军扫荡后就当即回来了，他做的什么勾当是很明显的。

　　1944年夏天，我们在余姚低塘活动，发现坛主隔壁一户农民家里(也是道亲)，来了一位路过的三五支队女同志(约20余岁)，随身携带一支手枪，中午她吃完中饭准备午睡，朱永祥对我说：“枪是杀人的凶器，我们要想办法消除它，可以少杀人”。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不好动手，就要坛主设法去偷。由于这个女同志警惕性高，她在午睡时把背在身上的米袋卸下压在枪上面，再枕在头下面睡觉，才没法偷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我们正在余姚各地活动。一天，我们在安山桥，点传师徐贵芳接到了宁波瑶光坛的一封信，当他看完信后，当即烧掉，要我跟他步行回宁波。当时情况是：三五支队准备从西乡进入宁波城内，而反动派竟要已经投降的日寇和汪伪军队严密的封锁宁波，对抗三五支队进城。特别在西门外，日寇和汪伪军只要一见有人要进城来，不问是谁，立即开枪杀害。我想，一贯道背景再大，这时也不能进城的。我们足足走了10多里路，直到半夜才到宁波西城外。徐贵芳根据信中指示，绕到南门，从下驾桥爬进来，下驾桥虽也用竹篱笆、铁丝网封锁，但桥上没有日、伪军看守，但过了桥，还是碰上了汪伪军队，徐贵芳走在前面，轻轻地对他们说了几句话，汪伪军就让我们平安地回到瑶光坛。第二天我已累得无法走动，徐贵芳却十分忙碌。这起事也很明显，我们所以冒着生命危险进宁波，无非要徐贵芳汇报当时余姚各地以及宁波西乡的三五支队活动情况。

　　在宁波沦陷时期，宁波—贯道各个总坛之间合作得特别好，原因是有同一的政治背景，又是统一领导下进行政治活动。当时政治活动以“明光”坛为主，又通过“明光”坛点传师陈文祥(汪伪十师师长谢文达副官)在惠政巷宁波特务机关对门设立一个“明德”坛，与特务机关联系，这个坛由点传师陈文祥主持，而领导各个总坛的点传师，都是直接到明德坛陈文祥那里面授机议。

　　叶晋初述：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内，同善社忽又大为兴盛，与一贯道几乎“平分秋色”。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同善社十六代祖师彭泰荣从四川抗战后方到了沦陷的北京，勾结了日寇，公开向道首们宣称：“东洋人与西洋人不同，系同文同种”。将日寇列入不反不排之内，因而得到汪伪政府的大力支持。1944年，经日本特务机关介绍，汪伪政府将彭泰荣从北京迎至南京，大汉奸汪伪外交部长、汪精卫的连襟诸民谊参加了同善社，并拨给了南京紫金山下一座古式状元府大厦，接着以办“汇坐”(静坐)为名，召集了全国各地同善社道首代表300余人，举行了为时三个月的会议，我也奉召作为宁波地区道首代表，在宁波“大慈祥号”号首、“九层顶航”刘晓波率领下，从宁波到南京参加。会中除了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内的道首，还有来自重庆、成都、湖南等抗战后方的道首代表。汪伪政府将这300余名道首，捧为活佛活神仙。高岗里会场门口挂着汉奸诸民谊亲笔写的大横幅：“白王楼边万佛齐，紫金山下神仙会”。汪伪政府顾问，日本大特务影佐桢昭等，亲临大会祝贺，并派伪警、密探日夜放哨保护，防止有人破坏会议。祖师彭泰荣作了“遍地赤化，道与魔斗”的反共专题报告，公开宣称世界大乱，民不聊生，全系共产党造成，同善社要负起与“赤魔”斗争的使命。会议决定了在各地同善社组织里，附设“水火台’(这是个总称，各地另有他名)，要以恒帝之火，龙王之水，来消灭赤魔。这次会议，是同善社公开勾结日寇汪伪的开始，“水火台”则成为同善社宣传反共、培养训练反共骨干、策划反对抗日活动的行动组织。

　　号首刘晓波率我等回到宁波后，即在“明善堂”内设立一个专平“赤化恶魔”的“木桓候大帝台”，宣称：“木桓候大帝系火精，奉玉帝旨意来镇压“赤魔”，集中宁、温、台、处(丽水)等四区道首“汇坐”，布置反共任务。同善社的道首们尽是有财产的资本家或其他剥削者，号首刘晓波即以“赤魔”不平，道首身家性命难保、财产尽化乌有等骇人听闻的话相威吓，胁迫他们与共产党对立。“明善堂”是“大慈祥号”领导各地基层组织的一个办事机构，下设江东、江北、西门、南门、郊区各个“先觉祠”。在各“先觉祠”内设“北帝台”、“龙王台”，每逢集会，用大幅黄纸写出“龙王之水，北帝癸未之火，消灭赤魔”的横额，要求道徒们焚烧龙票，资助龙洋(银元)，投身“道魔之斗”，其活动甚嚣尘上。

1944年，“九层顶航”刘宝初，奉彭泰荣之命，带了几十来历不明的人，在日寇、汪伪保护下，经东钱湖、象山翻山越岭，潜入未沦陷的温州平阳、乐清及福州地区，借“为国求贤”之名，去了解这些地区的抗日武装大刀会，红枪会情况。这些组织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过去同善社与他们曾有关系，会内部份人员系同善社道首、道徒。刘宝初从宁波带去了数量很大的黄金，进行分化、收买，要使他们来为日寇、汪伪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