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9日，日寇在镇海登陆，守军溃退，宁波各机关团体紧急疏散。这时，我任宁波防空指挥部民防股长职，奉命转移四明山候命。途中只见人群扶老携幼，纷纷向山区进发，我无家室，留驻崔家小学接应。次日，宁波防空指挥官俞济民偕六区专员徐箴到达。俞向徐专员介绍与我认识，叫我一起就坐，商量成立“六区警备指挥部”、徐箴要俞济民任指挥官，推荐“六区保安司令部”参谋主任于滋霖为参谋长，把六区保安大队划归俞指挥，所辖各县自卫队统一节制调度。俞当时是鄞县县长兼宁波警察局长，当然义不容辞，即命令我执笔记录。两人将所有兵力建制两个纵队，从宁警第一、第二大队及六个分局警士编为一纵队，派赖云章为纵队长；以浙保大队、鄞县卫大队和乡镇团干编成二纵队，派杜菁为纵队长。直属守卫队、谍报队、救护队、通讯队等均人、械现成。指挥部定好设在大皎，任务是固守四明山，适机进取，收复失地。因各部文职人员空着无事，都编入指挥部，设参谋、副官、经理、政训、军法、军需、医务、工务八处，下分科，另设机要室，指定我负责。机构庞大，完全因人设事。我约略估计文职人员暨眷属及勤杂人员相等于二个纵队的总人数。

建立四明山游击区

　　4月21日，在大皎召开六区警备指挥部成立大会，由专员徐箴、参谋长于滋霖亲自主持。俞济民宣布部队建制、组织系统及各队各处名单，派一纵驻鄞江桥，二纵驻防凤岙市。各处科即日开始办公。

　　于滋霖同我一起办公。我的工作是：日夜值勤，负责来往电话，记录调动部队驻地，掌管关防印信，监督密电翻译。俞济民日间也来处决重大事务，发布安民告示，人心稍稍安定。

　　这时，参谋周至毅对指挥部组织庞大及派重兵布防固守持不同意见，对我说：“指挥部人员最多不超过十人，其余全部迁移内地。部队主力集结险要山口，山上设瞭望哨，山下设便衣队，只好巧击，不要硬打，这样可以行动自如，既保存实力，又有利打击敌人。”我曾将其意见反映上去，因与决策相违背，没有采纳，周乃不别离去。

　　隔了五天，“象曹守备区司令兼暂九军”军长冯圣法(是俞济民阿弟俞济时旧部，司令部设新昌大佛寺)，派章桂龄、慎钱选、张志春等来大皎，组织“四明山游击区司令部”。他们都是保定军校出生，带来一件军令，指定以章桂龄为司令，俞济民、苏本善，翁志辉三人为副司令，慎钱选为参谋长，张志春为高参，增添苏本善的“浙保总队”，翁光辉的“三战区挺进纵队”充实建制，并以“暂编三十六师”、“三十七师”为后备力量，划归节制。游击区扩大了，兵力增多了(超过一万多人)，“六区警备指挥部”合并办公，保持原组织不动，仅更换参谋长和作战科长两人。

　　日军占宁绍一线，忙于扶植傀儡，巩固政权，前线无战事。一天，“镇海要塞守备团长”黄进甫，带了通讯排来四明山报到。章桂龄大怒，指责黄临阵脱逃，令卫士绑出去枪毙。我在旁边，不意黄抓住我的衣角不放，恳求我向司令求情饶命。我与黄素不相识，从何说起，环顾左右，俞济民以目授意，我乃敢大胆向章司令进言：“按军法当枪毙，但也应该让他说明当时情况再拉出去。”俞也随声从旁求宽恕。黄即哭哭啼啼跪在章司令面前诉说士兵不听命令的情况。慎参谋长也求情说：“顾念黄进甫一贯以来追随司令，有汗马微劳，饶他一命，削职回家如何？”张高参也赞成。章司令沉思良久，对黄说：“就饶你一命，回家去吧！”通讯排留编通讯队。一件大案，就此了结。

大皎之役

　　端午节前二天（5月28日），谍报队长陈鹏华报告，驻甬日军已准备撤退。当天，犯凤岙市日军经我回击就退，章司令即亲去前哨视察阵地，中了流弹带伤回来。鄞江桥方面少数日军，经我射击也逃去。司令们根据谍报，判断这二方面进犯是为掩护其宁波撤退，防我追击。其时，各方电话纷至沓来，我管着二架话机，应接不暇，根据司令们判断回答。大家兴奋得很，打好行装，准备回宁波过节吃粽子。

　　第二天，驻梁弄“三战区挺纵”来电，发现有敌情。驻后隆“浙保总队”也来电发现敌情。俞济民以翁光辉部靠不住，调赵绪珠大队去梁弄岭顶后备。而后隆电话突然中断打不通，即派通讯兵去检修，晚饭后司令们都已回家，我照例同前后方各处电话联络一次，交换情况，知赵大队已赶到梁弄岭顶驻地，通话无事，唯后隆电话仍未修好，无法通话。午夜12时许，总机话务员卢念慈向我汇报可疑情况说：“赵大队长向来对电话都是亲接，刚才接到电话，口音含糊，复问已断，恐有不测。同时细岭山中发现灯光，值得注意”。我回答说：“你所提供的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后隆一路线赶快请汪队长派人去修好。”我分析情况突变，大皎已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如今后隆情况不明，假如断我归路，全军就成瓮中之鳖。我即带军用地图到章司令家面陈敌情，邀集副司令们研究后，决定下紧急总退却令，立即启程向山区纵深转移。章司令、俞副司令、作战科长朱叔夜和我4人留部．最后撤退。拂晓时到达下严，听到枪声，发觉日军已先我占据山头，以火力封锁，阻我去路，即组织敢死队冲杀，都饮弹而倒。章司令下令人员分散，各自为战，突出重围，到燕子窝集中。我到山腰时，遇见副官季绍祥夫妇，牵着一匹白马，后面谍报队长陈鹏华带队押着十多个犯人走着。我看情况不妙，穿箭急行上山十多步，已在对山日军火网之中，枪弹集中向我方射击。我身着军装，背着公文包，自然被敌人作为猎获物看待。幸我生长半山区，童年牧牛，练就一套爬山本领。日军枪弹嗤嗤声在我左右前后飞过，而我借手攀毛竹助力，一忽向左，一忽向右，采用不规则蛇行动作，直到越过山背为止。司令们沿山坑上行，也避开目标脱险。后来清扫战场，阵亡的官佐，就是我遇到的季绍祥、陈鹏华二人和士兵眷属及犯人30余人，我的通讯员李阿二负伤，损失以粮食较多，枪弹次之。战后对证，得悉宁波日军以一个旅团的兵力，扫荡四明山区。出发前扬言要撤退．我谍报员道听途说就向上报告。日军在凤岙市佯攻，鄞江桥虚张声势，吸住我正面主力，重兵放在后隆。我“浙保总队”，闻风避走，日军当晚即占领后隆山顶要口。梁弄一路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我“挺进纵队”也已闻风而逃。当日军翻译闯进赵绪珠大队打电话，为我话务员卢念慈听出破绽时，赵大队长正同翻译在搏斗中，后知日军蜂拥而来，就向边门溜脱。假如不是卢念慈发觉，后果更不堪设想。

　　后来象曹守备区派高参龚橙生来调查，得出大皎之役溃败原因：

　　1．凑拢部队，保存各自实力不听命；

　　2．情报判断错误；

　　3．机构臃肿，行动迟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事后，章桂龄等引咎辞职，改派陈天侨接替。我随俞济民率“宁总”、“鄞总”开拔新昌大市聚整训。

1983年端午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