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江北岸斐迪学校是一所英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从创办到那时已有五十年历史，披了宗教外衣，以办学为名，对中国人实施奴化教育和引诱学生入教。那时学生有一百三十余人，校长英人雷汉伯，教导主任本国人袁履登，向来对学生采取高压手段，不许学生自由集会和参加校外政治活动。自从1907年绍兴大通学堂发生校长秋瑾烈士牺牲事件后，浙省满清官吏阿附清廷意旨，对本省一切学校，认为是革命来源地，所以倍加注意，防范极严。斐迪当局恐学生参加革命党，课程里没有兵式体操，只准学生在课外活动时候踢足球、打木球、拍网球等，作为体育锻炼。

公元1911年3月29日，广州革命党人起义，围攻督署失败，黄花岗七十二位烈士壮烈牺牲，报纸发表消息后，斐迪同学们都义愤填膺，革命思想也日益浓厚起来了。大家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因此校中阅报室每天午饭后有许多同学去阅读，尤其对有关革命的消息最感兴趣。然而那时同学们的爱国思想亦有差别，中学部同学的思想多数比较热烈；大学预科和大学部有些同学比较冷淡，他们认为只要学会了外国语，毕业后到上海去做买办或洋行职员，可以拿高薪；还有一部分教会子弟的同学们，认为革命成功了，外国人赶跑了，于他们教会没有好处。其中也有少数人赞成革命的。

1911年上学期中学部学生，向史地教员朱昌珪老师要求，在正式课程之外，讲解《扬州十日记》和《嘉定三屠记》等历史，这些历史料都是记述满人统治者入关时镇压和屠杀汉族人民的情况。这位朱老师秀才出身，年龄将近五十岁了，可是他的思想比较别的老师进步得多。平时他研究《孙文学说》一书，此书即三民主义的基础，颇有心得。他又喜欢阅读《明季稗史》，这书都是揭发满清进关后残酷行为的。果然朱老师接受了我们的要求，每天在正课讲解完毕后，就开始讲解上述史料。同学们听了，对满清政府更加愤恨起来。校长雷汉伯在巡视教室时候，只知道里面朱老师在教读正式课程，一点也不知道里面正在研究革命文史资料。

这年下学期开学后，我们中学部三、四年级同学，包括我在内。一起共有十余人，姓名尚能记忆的，如马宗德、马宗裕、姚传法、戚正成、刘颐年、胡咏骐等。大家商量要想参加革命，必须学习兵式体操；担任做敢死队去丢炸弹，必须先学会跑步。校里既没有体操教师，怎么办？我们决定请马宗德同学担任教师，因为他是杭州陆军讲武堂附属小学毕业的，《步兵操典》一书已学过了。我们每天早操二小时，时间是早晨四时卅分至六时卅分。至于学校作息时间是六时卅分起床，两不妨碍的。每天早晨由二位同学轮流手提火油灯喊人起床，以免失眠迟到。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有些省份响应了，那时同学们欣喜万分。有一天，二年级同学金贤绍接到上海友人邮寄一信，信背标题年月日处，写着黄帝纪元4609年某月某日。从这点来看，上海学生界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可是这信收到后，被教导处知道了，当天晚上将金贤绍喊去，袁履登对他训斥一顿，说“现在宁波尚未光复，这事倘被满清官厅知道了，是很危险的，要将你当做革命党逮捕去，岂非白送了性命？”同时责了三下手心，以示薄惩。

农历九月十五日（1911年11月5日）那一天，宁波光复了，同学中杨觉曾、金贤绍二人首先割去了发辫。随后一星期内大部分同学陆续割去，可是尚有一部分不肯割的。有几个同学组织一个“敢死队”专剪同学们辫子，有软剪、硬剪、偷剪种种办法，结果剪去了二十多条。有些同学为什么不肯割发辫呢？他们当时思想情况：第一种是本人胆小，有害怕心理，恐怕将来满清反攻过来，辫子剪去了当作革命党人。第二种是家庭父兄是清廷官吏或科举，很顽固，不许子弟剪辫，因此不敢违抗家长命令。第三种是教会牧师、传道师和洋行职员的子弟，对革命不感兴趣，暂时保留辫子，意存观望，待全国光复再剪未迟。这说明，我们一般同学对革命认识和思想情况，在剪辫子一件事情上都反映出来。同时还有一件可笑的事，有一位姓应的同学，他不肯剪辫，将发辫盘作一髻在顶上，戴上了一顶鸭舌帽来遮掩，我们软劝硬说，他始终不肯剪辫。有一夜，我们乘他在床上熟睡时候，一刀割去大半截。次日发觉后，方把剩留的一部分肃清。

十一月七日宁波军政分府成立了，教导主任袁履登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在那一天，我校全体同学排队到军政分府道喜。从这天晚上起，接连三夜举行提灯会，庆祝宁波光复。

                                      （198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