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光复杭州时，奉化渔民112人曾经直接担任过敢死队的任务。他们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这一战役里，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我当时亲身参与策划和招募渔民的工作，现将这一片断史实记述出来。

同盟会与奉化渔民发生关系是在1911年（辛亥）的上半年。这年旧历三月底，聚集在定海衢山的奉化栖凤帮渔船200余艘和宁海樟树帮渔船50余艘，均驶出外洋捕鱼，两帮渔民为了争夺捕捞水路，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械斗。那时候海上不靖，海盗出没无常，出洋渔船都备有枪枝弹药等自卫武器，以防万一。在这场械斗中，奉化帮人多火力猛，将宁海帮渔民打死25人、打伤36人，而奉化帮则无一伤亡。两帮渔民经过这场械斗结下冤仇。宁海帮渔民回去后就在宁海与奉化两县交界之拆开岭上，设立岗哨，见有奉化人过路，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拿下禁闭，当时被扣的达57人之多。更严重的是两帮渔民因此停止了渔业生产，不仅引起两县人民的共同忧虑，也使定海、奉化和宁海三县地方政府为之震动。

当时我正在上海进行辛亥革命的秘密活动，住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同盟会总部担任保管印信档案和撰拟文书等工作，公开职业则是在浙江旅沪同乡会创办的浙江旅沪公学和上海市商会创办的上海甲种商业学校当教员。当我从家乡和朋友的来信中得知奉化、宁海两帮渔民的械斗事件后，心中惴惴不安，反复寻求善后之道，想为他们解开冤结。不久革命的高潮到来，攻城夺地，决不是我们一群所谓书生所能济事，还必须有一支能冲锋陷阵的革命武装。栖凤渔民虽非训练有素的士兵，但都是久经海洋惊涛骇浪考验的勇士，如能借此和他们建立关系，一旦局势演变，也可以引导他们投入斗争，为革命出力，既造福于地方，又有助于革命。我把这件事的始末和上述想法，告知同盟会上海领导人陈英士、会员周淡游，经过商酌，都赞同我的意见，即由陈英士出面发电报给宁海拥有声望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陈芸生和光复会会员孙冠生，说有重大要事相商，约于某日在宁波浙东旅馆会晤。我和英士、淡游如期去宁波，他们二人也准时到达，并邀请在宁波任教的光复会会员沈昌鑫共同商量。决定由芸生、冠生二人先回宁海,邀集死伤的渔民家属举行初步会商；其余四人先在奉化与栖凤人商谈，然后再约期在樟树会合。

我和英士、淡游、昌鑫等到了奉化栖凤，由我出面邀请开设鱼厂鱼行者及渔民和沈姓族长（栖凤聚族而居，都姓沈）等在宗祠内开会。他们都知道我是当地应德昌杂货店的小老板，日本读书回来的，听说是为了调解命案，还约了几位外地的重要人物同来，因此都很高兴地应邀参加会议。到会的有一千人左右。先由陈英士发表演讲，大意是：奉化人宁海人都是中国同胞，应当团结互助不可互相残杀。现在既发生这桩巨大的人命案件，由我们来调停，希望你们同宁海人于结案后和好如初，赶快放船出洋，恢复渔业生产，不要误过大好的渔汛，影响生计等等。渔民们听后很感动。接着英士又开导鱼商们要顾全大局，筹款为宁海方面抚恤死者、医治伤者，以了结命案。各厂商因恢复生产与本身有利，也一致赞成，当场约定日期派代表到宁波与宁海方面的代表会谈。此后，我们四人转往宁海樟树。会见芸生、冠生，并向死伤者家属进行恳切慰问，劝告他们赶速埋葬死者，医养伤者，从速出洋生产，也得到他们赞同。还商定将所有无辜被扣的奉化人即日全部放回，约定日期由各家派代表同芸生、冠生到宁波，与奉化方面的代表会谈。接着我们又先后到宁海奉化两县公署汇报调停情况，两县当局均表许可。我们回到宁波时，樟树和栖凤两方的代表均已到齐，经多次会商协议，死者每人给抚恤费500元，伤者每人给医药费100元。奉化方面各厂、行，对应负担的抚恤等款项凑足15100元，当场由宁波钱庄划交宁海方面的家属代表出具总领据领去。一面由死伤者家属联名呈报宁海、奉化、定海三县公署，叙明为息事宁人、顾全渔业生产，自愿了结械斗命案，与奉化人重归和好，同时派沈昌明往定海县公署补陈调解经过情况，三县均复同意。我和英士、淡游回上海后不久，得悉栖凤、樟树两帮渔船，自命案和解后，各自赶紧出洋捕鱼，适值鱼汛大发，捕获甚丰，栖凤各渔户和各厂、行，纷纷来函道谢。由此我们同盟会会员与奉化栖凤的渔民们，建立了友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旧历八月革命形势高涨，武昌起义成功，上海继起响应。但这里是国际通商大埠，举世瞩目，必须精心策划，始可举事。当时我们的策略是先得江苏、浙江两省的支持，造成犄角之势。江苏方面，联络巡抚程德全，杭州方面，是策动新军反正配合举义。那时，浙江新军首领是朱介人（瑞）任代理标统，同盟会会员俞丹屏在新军中任连长，策反工作由他负责进行。新军当局提出的要求是：（1）军饷20万元（包括起义时的作战费用和起义后二个月的军饷，实际上后来仅付给8万元）。（2）敢死队200名。（3）炸弹200牧。（4）旗帜1000张。我们全部同意，并商定起义时由同盟会会员发难，向抚台衙门进攻，新军即由南星桥、笕桥两地易帜进城参加战斗。

关于组织敢死队一节，我们在旧历八月初已着手布置。总部议定由我领款去宁波与沈昌鑫面洽，并邀在宁波任教之同盟会会员陈夏生同往栖凤秘密招募。我们以招募铁路小工为名，但暗中说明是去当革命军人，每月工资16元，包括饭费在内，来回路费各给一次，由公家负担。应募者每人先发安家费10元。我们在栖凤逗留5天，渔民来报名者共155人，告知他们五日内到宁波浙东旅馆报到，这些应募的渔民暗知去充当革命军人，个个勇气十足，兴奋万状，而对家属则隐瞒不言，只说是去做工，家属都信以为真，未加阻止。我和沈、陈到了宁波，在城内外定就大小旅馆客栈十余家，安排应募的渔民住宿，并用白布制作小方形符号正面写“沪杭铁路工人”，反面真姓名和号码，盖上经募人的私章。报到截止，注册领费者实计112人。我们私募工人，是触犯当时官厅律例的，为了避免意外，不敢久留，即同沈昌鑫、陈夏生带领渔民乘轮船去上海，当日转乘火车到杭州。

到了杭州，将渔民分别安置在城站附近的高升客栈、大方旅馆、平安旅馆和下城的奉化会馆，由蒋介石、张伯岐、王季高三人点验接收，并交由沈昌鑫、陈夏生负责管理，我即回上海。后来为了送军饷和运输炸弹等事，又两次来杭并参加白云庵的秘密会议。在会上据蒋、张等告我，奉化募来的渔民居留杭州安静无事。他们对沈、陈的管理均能服从。我为了预防奉化方面出现枝节，因此将上海的寓所迁移至河南路棋盘街新学会社。

不久，我大兄突然来沪，对我说：“奉化县公署有人来我家查问，说你在栖凤私行招募渔民，举动失当，并认为有其他嫌疑。我特赶来通知，你须格外小心。”过了几天，果然有人到新学会社找我查问，被我塘塞过去。过数日，我父亲又来上海责问我说：“栖凤渔民家属听说招去的渔民并非做铁路工人而是当革命军人，有关生命危险，大家都不放心，有的哭哭啼啼，坚决要求叫回去。弄得家里应付为难。万一这件事官厅知道，势必要拿家长治罪；将来渔民如有死伤，其家属一定要向我家讨命，那时将怎么办？”当时我仍以谎言回答说：“栖凤渔民已由沈昌鑫、陈夏生带领分散在铁路沿线做工，一时难以召回，请转知各家属放心，保证不出事故。官厅如有人再来查问，亦可以此言相告。”

旧历九月十四日，上海光复，陈英士任都督，我任科长。十四日杭州也告光复（按：应为十五日），并闻悉栖凤渔民在革命党的人领导下，分别派充攻打巡抚署、藩司署和军械局的先锋队，勇往直前，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建立了很大的功勋，而且无一伤亡，军政府论功行赏，都给予了奖励。消息传来，我喜悦得不能成寐。

蒋介石在光复杭州之役中看到渔民敢死队勇敢善战，又都是他的奉化同乡，很想将这支队伍培养成为他私人的武装力量，作为他以后扩张实力的资本。因此，他在就任沪军第一团团长后，指派王文襄率领光复杭州的敢死队即栖凤渔民112人来沪，全部编入第一连为子弟兵。渔民正式入伍的消息传至栖凤，他们的家属都非常焦急，认为当兵要冒生命危险，又纷纷向我家纠缠要人。我大兄迫不得已再来沪相告，叫我从速将所有带出来的渔民，遗返家乡。而那些被编入队伍的渔民，也嫌部队生活不自由，军事训练太苦，均抱退伍思想。因此我向介石建议：沪军师团全为北伐之用，如士兵不安心在营，不愿接受训练，那末部队就不会有战斗力，不如准其退伍，另招新兵加以训练为妥。蒋介石感到这批渔民既有退伍归家之意，勉强留在部队，亦于事无益，于是批准他们退伍。至此，充任光复杭州敢死队的栖凤渔民如数安全回家。

（应占先整理，1963年7月）

编注：原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已作部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