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辛亥革命前后传闻

一、“假革命”和“好兵头”

1911年11月8日余姚光复之后，县知县前途未卜，向余姚士绅提出了交印、让位、回家的要求，但无人敢于接受。这时有一位叫邵芝舫的表示愿为“摄政”。不久的一天，来了一位姓胡的女性，自称是革命党，来姚接收政权。士绅们大喜过望，立即在新公所设宴欢迎。当然，怀疑者有之，早已派人去省里探听实情。宴请之际，消息报到，说“省里从未派人”。原来是一个“假革命”，邵“摄政”连呼××（屠夫名字）前来把她杀了，“假革命”跪地求饶。士绅们既怒又感杀了也太过份，就把她放了。

紧接着又有一位叫王国治的新兵头目，被王金发从绍兴赶走。率部百余人路过余姚时，因余姚士绅要求留下，维持余姚秩序。王被劝住，驻进县府内，其他士兵住在县衙门旁的都司衙门内，门口还放着二门大炮呢！处在无政府状态的当时余姚，他和他的部下既不为非作歹，又确实起到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王国治被称为一位“好兵头”。

二、“警察剪辫子”，“县官放小脚”

“男剪辫子，女放小脚”，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在还不明事理的老百姓来说，不免产生抵制、逃避、甚至反抗之事。这样就发生强制剪辫的情况。为了执行上头命令，警察在上街巡查期间，都带有一把剪刀，凡遇上长辫子者、强行剪去。有的远见警察，连忙盘起辫子就逃；有的被剪去辫子，大哭大嚎，痛不欲生。余姚城内剪辫数天后，门可罗雀，老百姓不敢进城了。

有个叫吴国恩的，不知从何谋取了一个县知事头衔。他推行女子放脚别具一格。把豪门富户的夫人、小姐，用轿子抬进县衙门，又抬上城隍庙戏台，由县知事亲自把她们脚上的裹脚布放掉，引起群众的哄笑。其中有一名妇女，认为这是受尽奇耻大辱，回家上吊自尽了。省里得悉此事，把吴县知事撤职查办。 

三、“县官一问三不知”

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到杭州，三天后，19日又乘船到绍兴，22日清晨去曹娥，渡曹娥江至百官镇，再换乘火车经余姚去宁波。在途经余姚时，民众由县知事王嘉曾率领到火车站欢迎。但是孙先生没有下车，就在车厢里召见王嘉曾谈话。孙先生问：“余姚有多少人口？”王嘉曾茫然不能答，只随口说了句：“不知道。”孙先生又问：“余姚有多少土地面积？”王嘉曾又是一句“不知道”。孙先生想，做了县知事，连这两桩最起码的政务数字也说不出，究竟知道些什么呢？于是又问：“那末就凭你所知道的告诉我一点好吗？”王嘉曾毫不思索地说：“余姚县的每年田粮共有七万两（即田赋，以银两计算）。”孙先生听了，“呀”的一声，接着说：“你们做官的只有向人民要钱的事才知道！”说着，令王嘉曾下车。火车即直开宁波。

                                                 （姜枝先）                     

识时务的镇海知县爷

我的母亲顾秀贞于1904年随先父至镇海基督教堂中襄助教务。在教堂内附设斐迪女校，为镇海最早的女校。镇海知县孙文诒拟在县署内等设男女学校各一所。我母亲应聘前去主持女校工作。就读学生多为官绅富商子女。

1911年月10月10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在镇海的革命党人及维新志士，也积极活动。当时镇海县立小学校长金鹿笙、校董李善祥、唐爱陆等都是革命党人。他们密议，以新成立的镇海商团为光复之武装力量，同时对镇海炮台司令部、浙江外海水上警察厅进行策反起义。商团团长沙筱泉、教练沙志和（炮台司令部教练兼）、总务倪祥森分头进行，沙志和负责策反炮台司令张伯岐①，倪祥森策反知县及船捐局长等。倪系基督教信徒，与我父母为至交，曾任教县署女校，熟悉知县夫人。经过接触，对知县等人晓以大势，告诫他们：只要不做不利革命之行动，即毋须惊恐，革命党人不会伤害。又悉孙知县是上海人，故暗示他们，不如及早携眷去上海暂避。

在11月6日镇海光复时，孙知县早已避走，水陆军队及炮台都以民意为归，镇海终于获得和平光复。②

（范爱侍）

注释：

①当时镇海炮台司令为刘继泉。

②本文部分材料，由倪祥森之弟倪德昭所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