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女校——宁波甬江女子中学的老校长沈贻芗女士(1901—1989)，她一生的曲折经历和显著贡献，无疑是值得我们援引宁波第六中学校史稿等有关资料和采访王开铨同志及几位亲友作些介绍的。

    一

    沈贻芗，原名遗香。1901年11月6日她出生于奉化县亭下村。父亲沈楚珩是一位思想开通、业务干练的商人，曾在镇上开过合义米店，也在村中沈氏宗祠设过茶厂。她在姐弟中排行第四。从小聪俊逸，不爱涂脂抹粉，但喜读书写字，对问题偏要寻根刨底，弄个水落石出，对事物不落老套，而能追求新的、美的。她被送入私垫开蒙时，乐于接受父亲让她穿上一套小男孩的长袍短褂，彬彬有礼地去拜见塾师，引得大家呵呵大笑。1911年，武昌起义，全国响应，仅一月，奉化也告光复。她父亲沈楚珩立即赶到商会，剪掉辫子，扯下大清龙旗，挂上民国红黄蓝白黑国旗。她也兴高采烈地和姊妹一道糊做纸旗，并且端端正正地在旗上写了“光复祖国”四个大字。这对年方11岁的她，在稚嫩的心灵中，对革命导师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男女平等等口号留下十分深刻印象。她对“鉴湖女侠”秋瑾英勇就义成为革命先烈则尤其敬佩。她随着把原名“遗香”改为现名“贻芗”。当然，“芗”和“香”相通，也是芬芳馨馥的意思，不过更含蓄一点，“贻芗”者，意味着要“贻留芳馨”于人间呢!
    次年，父亲送贻芗到萧王庙镇教堂办的小学念书，她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再三年，又送她上宁波教会办的圣模女校就读，她又是成绩优秀，持续名列前茅；毕业后便被校方留下任教一年，而后于1922年升入了上海沪江大学。作为一个古老山村的女孩子，能到奉化镇上小学，又入宁波城区中学，更进上海大都市入学，遂致眼界大开，学业猛进。特别是当她埋首潜心于黄浦江畔的沪江书斋，如饥如渴地吸收高级科学文化时，1925年，南京路上发生了“五卅惨案”，日英帝国主义者屠杀了上海无辜工人和市民，中华儿女奋起斗争，青年学生悲愤地投入了这场反帝斗争的行列。这激起了她剧烈思想斗争；一贯来她备受外国人的教育熏陶，而如今却目击中华民族的苦难。终于她和同学一起，毅然冲出这所名牌教会大学的校门，奔上十里洋场的十字街头，手持竹筒，向人募捐，以积极支持广大群众这场罢工、罢市、罢课的英勇斗争，经历了一场犹如急风暴雨般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次年，她从沪江大学毕业回甬，即到母校从事教育工作。

    二

    鸦片战争失败，宁波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后，1844年，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教士“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成员奥特绥女士(Miss·Alderseg．1797—1868)来甬传教，办起一所女校，地址在城内竹都桥竹丝墙门内大屋。这不仅开了宁波当地女子教育的先河，也首创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女校。1847年，美国长老会也派了传教土柯夫人(Mrs·Cole)接踵而至，同样办起了一所女校。1857年，奥女士任满返英，上列两校乃合并，归美国长老会主办，署名崇德女校，校址在姚江北岸槐花树下(今槐树路，江北区实验小学所在地)。1860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夫人(Mrs·Lold)又在姚江南岸盐仓门西边(今永丰路，宁波市十六中学所在地)设立圣模女校。这样，祟德和圣模一衣带水，隔江相望，逐年各有发展，都办了中、小学班级。  1919年，长老、浸礼两会双方协议，把崇德、圣模两校的中学和小学班级分别成立中学部和小学部。1923年春，长老、浸礼两会共同捐资兴建的一所崭新校舍，在盐仓门东首姚江南岸正式落成，乃将祟德、圣模两校内的中学部合并为一校，一齐迁入这所新校舍。当年秋，正式定名为“私立甬江女子中学”，由美籍教士徐美珍(Miss·Dora Zimmerman)出任校长。甬江女中当时照旧制四年办学，1925年起则改行新制，高、初中各为三年。尽管改成了中国现行学制，学校仍坚持外国教会办学的总体制。这一年徐美珍还开除了李秀清等七名爱国学生，象应届毕业生谢墨君并非学生运动领袖，也被扣发毕业证书一年。
    沈贻芗由沪回甬，徐美珍校长了解她是圣模女校老毕业生兼老教员，品学兼优，颇加器重，便聘她到甬江女中任教。随后，徐美珍又聘她为教务主任。  1927年，北伐军到达宁波，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声势风起云涌，地方人士纷纷号召收回外国人办学权，把甬江女中也收回国人自办了。当下，成立了一个校董会，公举鲍哲庆任董事长，丁立成、吴莲艇、俞国桢，谢凤鸣、金志莲、倪德昭、陈文清、顾道义(英)、施明德(美)、韩璧玲(美)为董事。这校董会即公请教务主任沈贻芗出任校长。从此，她投入了全部精力，树立起坚强信心，一定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把收回过来的学校办得比以前好。1931年，  她向旧浙江教育厅申请立案，获得了核准，学校的编制、设施、课程、班级等等，均照私立中等学校章程正规地办理。学校一时虽没制订出各项成文的规章，却逐步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她推行导师制，每一教师一般负责辅导二十名同学，对她们进行思想、学习、生活各方面的关心和教育。在德育上，她倡导爱国、尊师、友爱、礼貌、诚实、整洁、节俭等项美德；在智育上，她吸取立案前的一次会考中学生数理化成绩太差的教训，要求她们勤学苦练，学好理科，而英语、音乐、美术、劳作向来是抓紧的；在体育上，她也极为重视，兴建了本市第一座健身房，雨雪交加之日也能照常进行教学和锻炼，培养出的“甬江女篮”在比赛中每每是所向披靡的；在生活上，她规定学生一律穿校服，热天是裙子，平时是黑布旗袍，显得朴素大方，整齐划一，养成不分心于穿戴打扮，而专志于用功读书的良好习惯。这样，历届毕业生颇得社会好评。其中品学兼优者常被保送进沪江、之江、金陵女大等高校。当然，由于历史渊源和现实条件，首先是办学经费小部分来自学费收入，大部分仍仰教会补助。沈贻芗曾到溪口乐亭访问宋美龄，请宋关心甬江女中的办学经费问题，宋当下乐助了银洋一千圆，她也不便再要求宋每年都持续解囊了。其次是，原来的圣经课，一向当作必修的正课，如今虽已改革为课外活动，不信教的师生也不再受歧视，但信教的师生仍是不少，而且沈校长本人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校园内还不能摆脱宗教活动。他们日常之间，朝有“晨更”，夕有“晚祷”，一遇星期节日，相偕到市内教堂去做礼拜、听讲道。

    三

    1935年，沈贻芗受校董会派遣，赴美留学考察，甬江校务曾请张莲英、毕镐英先后代理。她远涉重洋，进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深造，两年后，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于1937年夏归国。当时祖国正处于日寇飞机、军舰的严重威胁之下，她忧心忡忡，急忙由沪抵甬，重主女中校政。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日机频频空袭宁波，狂轰滥炸，无辜居民死伤惨重，女中数百名师生的安全岌岌可危。她再三筹划，到10月，只好动员全校师生迁往她的家乡奉化亭下。商借沈氏、单氏宗祠为临时校舍，因陋就简，刻苦淬厉、千万百计，坚持开课。当时种种困苦情状非笔墨所能形容：一、部分教师未能随校迁来山乡，以致师资短缺严重，当由随来教师自愿多担授课节数外，只得再想法就近延聘代课教师，请浙大教授毛路真教数学、武岭学校教师李琢人教美术，还聘请后方十八医院医师为义务校医，解决山区缺医少药的困难。二、部分学生对学校迁往山乡，其本人和家长颇多顾虑，以致入学人数大减，于是一方面在鄞西接待寺筹设甬江女中初中分校，容纳一些失学学生外，另一方面就在奉化当地招收失学男生来亭下女中借读，以充实学额。三、生源既然减少，学费收入也就短绌；相反，迁校时鄞奉公路已经拆毁，校具运输多靠竹筏和人力，费用支出则大增，不得已，教职员工一律暂支“国难薪”，每月二十五元，以苦度生活，直到半年后学校经费有所好，教工工资才逐步有所恢复。四，山乡无电，火油又贵，于是提倡早起早睡，尽量利用早自修时间，以弥补晚自修之不足，节约灯油费的支出。在这样条件下，沈贻芗与师生共甘苦、同患难，矢志奋斗，坚持到底，毫不动摇。无怪当日一位青年教师今已蟠然白发的李雄贤老先生，还远从天津财经学院致函笔者，盛称“她的魄力异乎常人”。
    然而，战局继续恶化，1941年4月，鄞、奉相继沦陷，亭下村已在日寇大炮射程之内，学校只好再次内迁。沈贻芗再次率师生到四明山区董村的“永德宗祠”和岩坑的“龙化寺”去扎营立足，建校办班，尽管大家搬迁至此，深入了穷乡僻岙后，生活更趋艰苦，有的学生戏吟了两句顺口溜：“一缽拿来令人愁，青菜萝卜芋艿头!”其实有时还以啖豆腐渣嚼南瓜叶佐餐，但沈贻芗和师生们同桌而食，依然谈笑风生，对民族前途持乐观态度。尽管经过两番转移，师生总数已不到一百人；但这是一支跋涉山川青春蓬勃的队伍，始终弦歌不辍，每每闻鸡起舞，一当朝霞满天、新月初上，莘莘学子就在修竹边、青松下书声琅琅，她听了仿佛听到她们在读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
    1942年，董村、岩坑一带忽有股匪出没，奸淫虏掠，一夕数惊，山民纷纷逃避，几使其地成为“真空”。沈贻芗深感环境如此险恶，便果断地作出将全校师生化整为零的决策：派员护送一部分学生陆续通过四明山游击区到上海教会中学借读，遣散一部分学生使其安全归家，随家行动，其余师生则由她带领赴宁海跃龙山，以甬江女中名义加入鄞县临时联合中学，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联中”校方非常欢迎，并立即请她任教务主任，她就针对这“临时联合”的特点，广泛团结和充分尊重来自各个中学的教工，真挚爱护和密切关心来自几个县区的学生，象做好校长工作一样来做好教务主任工作。今年7月，老教师马孟宗在《宁波日报》上一篇回忆他当年病倒“联中”的文章中写道：“人们给我无私的、珍贵的，深沉的爱。教务主任沈女士为我安排好功课外，还请人为我打针止血，筹措可口的饮食；……”这正是典型的一例。
    1945年8月， 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跃龙山上艰苦建校，惨淡经营的“联中”从而完成了临时办学任务，各个成员单位分别下山复校，沈贻芗也率领师生回到宁波战船街来

    四

    “一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正当中华健儿喋血沙场时，日伪丑类却盘踞着甬城寻欢作乐；正当沈贻芗师生们辗转流亡办学于奉化、宁海山乡时，一小撮无耻之徒却把甬江女中糟塌得面目全非。沈贻芗一脚踏进校门，除了教学大楼原于1937年夏为邻居失火延烧焚毁外，只见校具什物劫掠殆尽，图书仪器荡然无存。一径通幽的木香树下，绿草如茵的大广坪上，瓦砾满地，百年树人的学府竟成为城狐社鼠出没的窟穴，令人好不抚然、愤然!这位泪不轻弹的女中强者，至此也禁不住呜呜抽泣了。可在悲痛之余，她又振作起来，先事筹备开学，再图重建校园。一面暂借圣模小学余屋及裴氏空宅，设分部两所开始招生，一面速邀散居外地的老教师，增聘部分新教师准备开课。以此仅费一个月半，报到教师即达30余人，招来新生也近300来名，高、初中共有整整六个班级，复校规模已经初具了。于是，她再订方案，陆续修整场地屋舍，增添校具教具，购置图书仪器等设备。进而她又规划重建教学大楼的工程，其费用部分依靠外国保险公司的赔款美金两万，部分仰仗校董事会的筹措，部分则向海内外毕业生、在学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劝募。另外，她又先后请到了甬上较负时望的教师冯盂源、马涯民、马孟宗、全世垣等来兼课。这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一日数跳，她又需操心于学校经费收支问题上，只好也象别校一样，与总务处商量对收取学生学膳费和发放教工工资都按当日米谷现价计算，并和附近米店洽妥，为教工分户储存米谷，随时可折付现款，以保证他们生活，使之安心教学和工作。总之，从抗战胜利到宁波解放的三四年中，她为学校医治战乱创伤，充实教学设施，保证教工生活、稳定教学秩序等化了不少心血，做了大量工作，从而重振了甬江女中的声誉。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军管会还是信任甬江女中沈贻芗主持校务，自然她也安心继续工作。无庸讳言，她只积累了旧社会的办学经验，懂得怎样培养温文尔雅的女青年，而对新社会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以及各项教学措施，则是茫然无知的，甚至可能还会有些不同看法。可是，他敢于学习和改造，乐于接受新事物，以便把工作做好，这就不失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学校领导干部。当然，碰到大的新的困难时，她也具有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会这样那样地动摇起来。例如：一年多前学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集资重建教学大楼，刚刚竣工可用，忽于新学期伊始的9月17日被蒋机炸毁了南首半幢，她不免气馁了；这天，承揽教学大楼建筑工程的徐广记营造厂厂主及其工人一名也以身殉职，学校在学人数从而由四百余人锐减了一半左右，她深感心痛了。原来校董会成员或是解放前地方头面人物，或是英美教会骨干传教士，如今都星散了。学校的部分经济来源遂告中断，她不知如何应付……
    正陷于这种那种困境之际，领导上及时予以大力关怀，群众中也作出热情支持，沈贻芗乃振奋精神，于11月间安排学生暂迁至鄞江桥上课，直至次年5月舟山解放后，蒋机不再来袭，才把学校迁回原址。人民政府也帮助学校举办勤工俭学，以克服经费困难，并准备拨下专款，兴工修复炸毁的教学大楼。至于校董会已经解体，倒给学校进行体制改革清除了一个障碍。这样，甬江女中进一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逐渐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削弱和扫除宗教对教育的影响，使学校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师资队伍有所扩大，学生人数增加，教学设施日趋充实，教育质量也日益提高。当时教师有何忠凯、李秀云、沈能枋、徐齐英、梅自强、吴胜雄、范鹗、周孔亮、朱怀思(已故)等人。然而，1951年5月，全市镇反运动广泛开展，沈贻芗一时受到了错误的处理。她只好辛酸地诀别这所从外国人手中接过来连续工作了二十五个春秋的学校，迷惘地走向另一个陌生的生活领域。随而这所私立学校即于当年7月正式由国家接收，于次年2月命名为宁波女子中学，至1958年8月又改称为宁波第六中学并实行男女同校。

    五

    其实，沈贻芗是接受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赞成党的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她一生未婚，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把学校看作自己的家庭，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女儿，她的最美好的花晨月夕就是同那天使般的少女们一起，在她们的早自修或晚自学的课堂中度过的。现在，不论在什么生活条件下，她还是念念不忘教育工作，时时想到培养下一代，事事关心他人的疾苦。1958年秋，在支援大西北生产建设声中，她从上海辞别了87岁的老母，远往甘肃敦煌庙梁子棉花农场职工子弟幼儿园中当“老阿姨”。她起早摸夜，积极工作，为幼儿们喂粥喂汤，管屙管尿，不以为苦为脏；有时教一批小嘴巴唱歌，教几十双小手小脚跳舞，反觉得别有一番乐趣在心头。不久，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敦煌，作为人烟稀少，寒暑异常的黄土高原，灾情尤重。她看到自己的小朋友一天天面黄肌瘦下去，十分难过，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投函上海亲友呼吁惠赠若干白糖。果然有些白糖寄到了，她自己舍不得上口，却隔天给幼儿们放一点到他们可怜巴巴的食物上去。到了1960年，她骨瘦如柴，大病缠身了，其胞妹沈坪香闻讯赶去，恳请领导上让她回沪医治，经过足足半年之久她的病情才逐渐有所好转。嗣后病愈，但“十年浩劫”期间，她又被送回奉化亭下老家居住。而最困难的还是生活来源无着，只靠胞妹沈坪香每月由沪寄钱10元来苦度如年之日。一天，村里比她年纪更大的单阿婆急要买米买盐，不识她底细，竟来开口借钱。她便从袋中摸出下半个月零用钱的一半给单阿婆。人们满以为沈贻芗当过外国学堂校长先生，薪水一定很高，何况单身一口，又没家庭负担，殊不知她当年一手来一手去，早给穷亲贫友特别是给急难学生“借”个精光，后来八年离乱，工资菲薄，如今双手空空，就不是单阿婆所能理解的了。1978年，亭下村兴建水库，她被移民到溪口镇落户，仍不惜以垂老余力义务辅导镇上外语爱好者进修。每天总有十余个人登门求教，她常常为之一连讲课好几个小时。他们中有医院医师、护士、工厂技术员、工人以及学校现任外语教师，一经沈老师耐心地、清晰地讲解字句，分析语法，示范语音、语调，无不业务大进，满载而归，铭感不已。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秋，她八十初度，三四十年前的老校友，历任宁波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李秀云等19人专程来到溪口镇向桃李满天下的老校长恭贺大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双重博士、曾任该校教授康美霞，美国国际旅行社经理马焕英，北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彩虹，以及收回教会办学权后首任甬江女中教务主任、曾任台湾金陵女大校长徐秀英，等等，或登门祝嘏，或献礼表意，或寄函请安，几乎使她应接不暇，大家感谢老校长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以毕生心血灌浇一丛丛园花盛开怒放，大家祝愿老校长安定生活，欢度晚年，珍摄身体，长命百岁!可她却谦逊地答谢道：“我没作出什么贡献，只不过做些中国人应做的事情罢了。今年虽是八十，我想当它‘十八’，为祖国的四化事业再尽我的薄力。”这是一句多么沁人心腑的话!
    1983年，有关部门为沈贻芗落实了党的政策，给她平反昭雪，恢复公职，办理退休手续。这时她瘦长个子已是满头银发，曲背前弯，但精神还显得相当矍铄。她的老友和高足闻讯，无不为之感到欣慰。她自从经政府批准退休之后，有关方面就请她担任奉化县政协常委、民革奉化县委委员、宁波甬港联谊会副会长等职务。她充分发挥学有专长、教有经验的余热，照样为人民服务。可本稿刚好完成，这位前甬江女中老校长沈贻芗女士恰在1989年9月26日在沪寓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