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以文学主张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据文学史料记载：文学研究会有会员170多人遍布全国，其中宁波籍七名，即：镇海王鲁彦、唐性天，奉化王任叔，余姚诸保厘、潘垂统，慈溪徐雉、宓汝卓。后来在文坛上崭露头角、颇著声望的有王鲁彦、王任叔、徐雉三位作家。现简介如下：

    乡土文学作家王鲁彦

    王鲁彦，他坚持文学为人生为社会的主张，从开始写作到逝世止的20多年中，一直奋进在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共出版了30多种著作和翻译的集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家。
    1901年11月30日，鲁彦出生于镇海(现为北仑区)大矸王隘一个店员家中。原名锡成，又名衡，鲁彦是他的笔名。锡成从小聪敏，6岁上私垫，14岁插入初级小学，仅半年就毕业，后就读灵山高小。鲁彦成为知名作家后，曾写了回忆母校的散文，说“二十多年来，我所经历的看到的学校也够多了，却远没有一所学校值得我那样的回忆!”可见灵山高小对他新思想的启蒙是很大的。
    1917年春，锡成高小未毕业，就经亲友介绍到上海一家宁波人开的经营印刷纸张商店学生意。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在劳累一天之后，又到“环球补习夜校”读书。在五四运动的新思潮激励下，他于1920年瞒着家人离沪赴京，参加蔡元培等支持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一边做工，一边去北京大学旁听。不久，互助团由于经费无着而解散。他在窘境中继续到北大文学系旁听，听鲁迅先生讲《中国小说史略》，从中“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深受启迪。同时，他又跟俄国著名盲诗人爱罗先珂学世界语。这期间，他读了不少著名文学作品，萌发了著译念头。1922年初，他在《晨报副镌》发表了第一篇译作《俄罗斯民间故事》；当时他还热情写诗，刊载在《文学旬刊》上。1923年后，他开始写小说，散文，分别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1926年冬，上海北新书店与开明书店先后出版了他的处女集《柚子》和译作《犹太小说集》。在《柚子》中收有11个短篇，颇受文坛注意，鲁迅后来从集中选了《灯》和《柚子》两篇，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1917—1927)。并在“序言”中指出：“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又评说“《柚子》一篇虽为湘中的作者所不满，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
    从1920年到1926年,鲁彦以他辛勤坚韧的努力，完成了他从学徒到作家的艰难历程。
    自1927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这阶段是鲁彦一生著译的旺盛时期。他先后从世界语转译出版了俄国马明·西皮尔雅克的《给海兰的童话》、法国查理斯·拉姆贝尔的文学论著《花束》、法国嘉未琐的《失了影子的人》、波兰先罗什斯基的长篇小说《苦海》、南斯拉夫米耳卡·波加奇的日记体长篇小说《忏悔》、俄国郭果尔的中篇小说《肖象》及《世界短篇小说》(一、二集)。在翻译中，鲁彦对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有特别的喜爱，专门出版了《显克微支小说集》。
    显克微支作品中展示的他那最早从乡村生活和大自然得来的印象，启迪了鲁彦去开掘乡土素材。鲁彦从小在农村长大，家乡的乳汁哺育过他，与农民子弟的纯真友谊，奠定了他对贫苦农民深切同情的基础，提供了他创作乡土文学的丰富素材。鲁彦无论写短篇，中篇或长篇小说，大都以江南农村为背景，有的环境描写就是他的家乡。鲁彦的散文更是洋溢着乡思、乡情、乡风、乡俗。他在《清明》一文中，叙写自己童年时代去嘉溪山上坟，“象是笼里逃出来的小鸟，叫着、跳着”， 他赤着脚，趟过清凉的溪水，跑向茂密的松树林，“只觉得自由快乐，真是一个最欢乐的季节”。在杨梅熟了的季节，他远在陕西写下《杨梅》一文，通过小小的杨梅，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响往热爱的深沉感情。在《钓鱼》中更是细腻地表现了他的拳拳乡情。他说，在钓鱼中“更知道故乡的田园乐趣，一根草、一叶浮萍，一个小水泡，一撮细小的波浪，甚至水中的影子极微的颤动，我都看出了美丽，感到了无限的愉悦！”
    1928年，鲁彦由人间书屋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黄金》。在该书出版前，《黄金》单篇在《小说月报》披露不久，茅盾写了《王鲁彦论》就鲁彦近年的创作热情地作了肯定，认为“《黄金》思想技术都好，在现代文坛上似乎尚不多见”。
    30年代初期和中期，鲁彦先后出版了《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鼠雀集》、《屋顶下》、《河边》等五个短篇集，及《驴子和骡子》、《旅人的心》两本散文集，以及一个中篇小说《乡下》。《河边》集中的《一只拖鞋》一文，尖锐地嘲讽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该文被巴金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1927—1937)。
    1937年5月，鲁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野火》问世，小说以浙东农村为背景，描写了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特别写出了他们的愤怒和反抗。文艺界认为这是鲁彦创作过程中的—个跃进。这个长篇曾于1944、1948年在重庆及上海两次重印，后一次更名为《愤怒的乡村》。关于鲁彦创作这部长篇的经过据鲁彦夫人覃英介绍；“1933年，鲁彦回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乡——浙江镇海县乡下，他在家乡住了一个时期，认识了农村中各色各样的人物：有男女农民、小学教师；也有地主兼商人的老板，乡长和乡长的狗腿子一流人。他感到封建统治的恶势力压迫的深重，他热烈地同情农民中的反抗精神，对当时现实产生了强烈的恨和爱，因此，他开始想要写一部以农民反抗统治阶级为主的长篇小说。他计划用三部有连续性的长篇来完成它：第一部题为‘野火’，是取‘野火烧不尽’来象征农民群众反抗的开始；第二部题为‘春草’，是以‘春风吹又生’来象征斗争的发展和人民力量的壮大；第三部题为‘疾风’，是用‘疾风知劲草’，来象征在斗争的风暴中坚贞不屈的人民英雄。”可惜，第一部完成后，由于战争的流离颠沛生活，第二部只写了几章就流产了。
    抗战开始后，鲁彦应郭沫若之邀到了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工作，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喊，创作不多，只在1938年、1942年出版了《伤兵旅馆》及《我们的喇叭》两个短篇集。1942年开始，他得到巴金等的支持，在桂林创办了大型刊物《文艺杂志》(每期15万字)。鲁彦担任主编，严肃认真工作，对作者热情负责，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使杂志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在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从1942年至1944年3月共出版了15期(一卷六期，二卷六期，三卷三期。)
    由于长期贫病交迫，鲁彦于1944年8月20日在桂林逝世，时年仅43岁。桂林文协同人在《悼鲁彦先生》一文中称赞鲁彦“不仅是一位清醒的作家，而且还是一名不懈的战士!”。

    著述浩繁的王任叔

    王任叔(1901—1972)，笔名巴人，奉化大堰人。是我国著名的老作家，又是老党员。他的生平事略，有些文史资料已有记载，这里着重从作家角度予以介绍。
    任叔写作辐射面很广。他写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杂文、文艺理论、史学专著，还有翻译等。一生留下1000多万字，在我国现代文坛上是屈指可数的。
    新诗是任叔通往文学征途的第一步。20年代初，他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学写新诗，于1922年5月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对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之后，逐渐有诗文在《文学旬刊》、《小说年鉴》、《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报刊上发表。1923年经郑振铎介绍，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奉行“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写作更加勤奋。这年12月，他的处女集《情诗》，由宁波春风学社作为该社丛书之一出版。该集收散文诗22首，是任叔早期散文诗作中的优秀篇章。他写散文诗、叙事诗、抒情诗，还写巨篇史诗。他逝世后尚存有三部未发表的长篇叙事诗手稿。其一为《洪炉》，写于1924年,诗中通过对铁儿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对“血肉洪炉”的罪恶社会的强烈诅咒和愤怒抨击。其二为《髑髅哀歌》写于1925年，全诗480多行，构思奇妙，借髑髅发出的哀歌，倾吐一个牧羊少年的不幸，控诉了封建制度的残酷与不平。其三是作者流亡印尼时期写的《印度尼西亚之歌》，全诗分十个部分，倾注了诗人对印尼人民的深情厚谊，可说是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象征。它开创了我国诗坛以外国历史为背景题材叙写史诗的先例。
    巴人小说创作宏丰，有长篇小说五部、中篇十部、短篇80多篇，题材内容十分广阔，可谓是“反映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生活的长卷”。他的乡土小说，选择农村中最低下的农民，表现他们的不满和反抗。在1925年11月《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短篇《疲惫者》，是他初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品，曾被茅盾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1917—1927)。30年代初期写的《乡长先生》，揭露国民党在农忙时节抽壮丁，不顾农民死活的罪行，表现农村的阶级对立，很有现实意义，被巴金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1927—1937年)。巴人的四篇《监房手记》是他三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生活再现，堪为30年代“大墙文学”的佳作。长篇小说《证章》淋离尽致地嘲讽国民党上层官僚的丑行，可说是30年代一部“官场现形记”。《莽秀才造反记》(原名《土地》)是巴人倾注数十年心血写成的长篇小说。故事以1900年至1903年宁海农民起义反对天主教会残暴压迫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以农民领袖王锡彤为主要人物，生动地描述了浙东农村这场声势浩大的抗暴斗争。它不仅是一部近代农民斗争的史话，同时也是一卷20世纪初期中国江南农村生活风俗画。
    巴人的戏剧创作也颇著声誉。早在1924年，他在宁波《四明日报》担任编辑时，就曾与董挚兴合写了多幕话剧《烦闷》在该报“文学”副刊连载。之后又发表了独幕剧《阶级》。巴人正式出版剧作有三部，一为四幕话剧《前夜》(后改为《费娜小姐》)，二为五幕话剧《两代的爱》(后改名为《杨达这个人》)。以上两剧均由香港海燕书店于1940、1941年出版，三为大型话剧《五祖庙》(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巴人于1946年在印尼时写的，反映了第一代华工不堪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团结印尼人民斗争的史实。曾由印尼华侨组织的中华艺术剧社在印尼各地演出，轰动苏门答腊，“巴人”，成为苏岛广大群众所熟悉的名字。巴人的两本回忆性散文集《旅广手记》和《印尼散记》既有文学性，又有史料价值，是研究任叔的好资料。
    作为文艺理论家，巴人这方面的成就也十分突出。解放前后，他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情理并茂，富有文采。他的《文学论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有质量的文学理论专著，影响很大，作家浩然等的成长都得益于他的理论指导，他所阐述的人与文学关系的理论，在今天仍给人以启迪。巴人生前始终探索一条深入反映人生和积极改造人生的文学道路，一直保持着时代的敏感性。巴人研究鲁迅，成绩显著，是国内出色的鲁迅研究家之一。早在1926年，他在广州就写了《鲁迅的<彷徨>》，在当时是一篇颇有见地的论文，1938年，他在上海参加《鲁迅全集》编辑工作。付出辛勤的劳动的同时，在研究鲁迅方面也有了显著进展，他出版的《论鲁迅的杂文》被公认为是继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之后研究鲁迅杂文的一部重要专著。
    巴人研究鲁迅，学习鲁迅。写作杂文成了他一生用以战斗的重要文学武器，在杂文理论与创作两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建树。他是鲁迅旗帜下出现的杂文大家之一。巴人大量发表杂文，形成自己的风格是在1936年至1941年在上海时期。那时，他先后主编或参与编辑《译报》的《爝火》、《大家谈》，《申报·自由谈》、《华美周报》、《公论丛书》、《鲁迅风》等，几乎每天都写杂文，最多时一个月竟发表五六十篇，其特点是“视野开阔，思想明快，下笔迅速，跌宕有致”，在几个刊物上同时写稿，应付裕如。这阶段，他出版的杂文，论文集有《生活·思索与学习》、《横眉集》、《边鼓集》(上述两本与人合集)、《扪虱谈》、《窄门集》等。由于巴人杂文富有战斗力，当时他被誉为“打鬼的钟进士”、“活鲁迅”。
    50年代中期，他又开始为各报刊写一些杂文，均为有感而发，针对性很强，且都有一点辣味。如《况钟的笔》，他通过况钟那支三起三落的笔的叙述，赞颂了这位苏州府尹对人负责的精神，借古喻今，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被称为解放后杂文史上的代表作。这个时期，他出版的杂文集子有《遵命集》。不幸，到了1959年，在阴谋家康生等策划下，竟以巴人的16篇杂文作为“反党毒草”，把他戴上反党分子帽子，迫使他中止了杂文写作。
    1961年，王任叔被错误处理后，调到东南亚研究所工作，他开始专门研究印度尼西亚历史。说起王任叔与印尼史的缘由，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印尼的时候，曾对印尼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学习印尼语言，还注意考察印尼社会，细心搜集史料。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首任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又进一步了解印尼。这一切为此次转向奠定了基础。在研究所期间，他广泛参阅资料，于1964年开始撰写印尼史。十年动乱中，巴人遭到更严重的迫害，被遣送回原籍奉化，尽管身患重病，生活极端艰苦，他仍继续从事史稿撰写修改，说：“别的能丢，这支笔不能丢！”书稿虽然没有最后完成，他便饮恨离开人世，但已具规模，共200多万字。经专家整理编辑，分为《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及《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两部，去年“古代史”已经出版，“近代史”也已列入重点科研学术著作出版计划。历史学家认为王任叔在历史学方面虽不是科班出身，但从史著的质量来看，他完全称得起印度尼西亚历史学专家。
    此外，巴人还翻译出版了长篇小说《和平》、《苏维埃女教师日记》，中篇小说《铁》及文艺论著《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
    综上论述，王任叔不愧是才华横溢的多面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错案得到平反，著作纷纷出版或再版，并新出了几种选本，即：《巴人文艺论集》、《巴人小说选》、《巴人杂文选》和《巴人文艺短论选》。

    五四时期诗人徐雉

    作为五四时期的诗人徐雉，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第十集阿英细写的142位《作家小传》中占有一席，足见在20年代他已驰名文坛。
    徐雉，1899年生于慈溪河头市(现属宁波镇海区)一个大家庭中。父亲是个秀才，曾在宁波行医，后来回到乡间在私塾执教。徐雉3岁丧母，由继母抚养长大。他童年在家里跟其父亲读“子曰诗云”，十四、五岁便会写旧体诗。16岁考入私立宁波效实中学。他学习努力，喜爱文学，1920年毕业，1921年夏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文科。在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下，他成了新诗界的弄潮儿，热衷于白话诗创作。
    1921年至1925年是徐雉文学创作的旺发期。1922年4月，《小说月报》发表了他的诗《一篮花》和《跛足的狗》后，他诗性勃发，不断有新诗在《小说月报》、《文学周刊》、《诗》等刊物上发表。诗的主题大都是反对封建礼教，歌颂恋爱自由，格式不受拘束，质朴而极少艳饰，富有年青人的挚诚与率真。朱自清曾选了他于1922年写的《失恋》一首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17—1927)；丁丁、曹雪淞编的《恋歌》(1926年泰东版)，选了他的《失恋后》、 《忏情歌》、《失恋后赠情敌》三首；80年代长江文艺出版社编印《中国现代爱情诗选》，也选了他的《失恋》。
    1924年，徐雉的第一本诗集《雉的心》(附《童年集》旧诗35首)，作为天津绿波社丛书之二由新中国印书馆出版。叶圣陶为该书写了序，指出“近来大家喜欢作小诗，而徐君却有好些近百行的长诗。固然，不能说长诗就是较好，但材料的丰富和组织的经心，可以想见了。”后来，文学史家唐韬在他的《晦庵书话》中，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评论：“《雉的心》与刘大白《旧梦》、康白情《草儿》、汪静之《蕙的风》等同为早期受注意的诗集。这几本诗集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承受‘五四’的余风，倡导自由恋爱，解放男女社交，被卫道士所反对，而又为当时新派诗人所爱读，乘风扬帆，正是极富于时代气氛的作品”。
    继《雉的心》出版后，同年，徐雉又由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了他的诗集《酸果》和短篇小说集《毁去的序文》。
    1925年夏，徐雉从东吴大学毕业后，曾回到家乡在宁波一所中学教书。不久，由于受到“五卅”运功后掀起的全国性革命热潮的吸引，他离开宁波，经上海到达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工作。该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就是著名共产党人林伯渠(祖涵)，他在林老领导下，曾用他的诗笔蘸满激情歌颂革命女兵。讵料，1927年“4．12”、“7．15”，反革命政变，第六军政治部遭遇不测，徐雉在危难中潜回宁波，无法久居，于当年秋到达安徽芜湖，经友人介绍在海关谋得办事员一职。但终以过不惯这种生活，于1928年来到上海，初在《商报》编副刊，后到《申报》编“业余周刊”，同时参加党领导的上海世界语协会工作。
    自1928年到1937年，这是徐雉创作的第二阶段，由于他在北伐军中经受了锻炼，他不再创作情诗，而用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小说创作。于1933年先后出版了《不识面的情人》及《卖淫妇》两本短篇集。各篇小说题材大都是反映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摸索前进的道路，也有暴露当时社会阴暗角落的失业、卖淫等生活。其中《办事员莫邪》、《卖淫妇》《革命前后》较为出色，文中明显留有作者的身影。收在《不识面的情人》中的《嫌疑》是他的代表作品。主人公归帆是经过三年革命军队生活重干写作生涯的报馆副刊编辑，由于馆方不发稿费，稿源奇缺，他不得不搜索枯肠写稿支掌版面。当他在撰写《关于几个共产党人》(毛泽东、林祖涵、恽代英、王枕心、肖楚女)一文连载时，刚发了一则“毛泽东的名片”，便成了共产分子的“嫌疑”，丢了饭碗，陷于失业困境。小说的主题是写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不幸遭遇，其中穿插了毛泽东在南昌探望林祖涵一段小故事，从侧面描写了毛泽东的形象。这是现代文学作品中首先描述毛泽东形象，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具有不可忽视的战斗意义。巴金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一》(1927—1937)选入了该文。
    1937年“8．13”沪战发生后，徐雉抗日救国心切，于1938年春离妻别子从上海经武汉去西安，由林伯渠、叶籁士介绍到了延安，先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任语文部部长。1939年，他到了晋察冀边区，先在军区工作，后到边区政府任秘书，主编《边政导报》，  “工作认真细致，兢兢业业，有显著成绩。”1942年春，因身体衰弱不适应敌后的战斗环境，被组织送回延安。 1945年在文协创作组享受作家待遇。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侵犯延安前他在组织照顾下先行转移，在去陕北安塞、绥德途中不幸病逝，终年不到50岁。
    从1938年到1947年，这是徐雉创作的第三阶段。他坚持业余写作，也曾与杨朔、周而复、梁斌等于1942年初先后到晋察冀边区“创作之家”进行创作。但由于战争环境，加上他的身体很坏，留下作品很少。据他的上级娄凝先同志回忆，徐雉在工作之余继续创作长诗，未见公诸于世，可能在战乱中散失了。查阅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与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报刊资料，只找到他的诗文及译作十多篇。徐雉最后的诗作《希特勒的半身象》，刊于1946年10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表达了他对革命前途的无限希望和信心。
    徐雉的一生，虽然作品不多，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跟随时代脚步前进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却是十分可贵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时时跳动着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光影”。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徐雉的诗和小说》，唐韬在“序”中写道：“徐雉的确是一个诗人，一个彻头彻尾的诗人。在狂飙的疾风暴雨式的日子里，他被卷入时代，作为一股力量，默默地生活，默默地工作，坚守着革命的岗位......他以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完成了一首时代的诗——一首平凡而伟大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