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卿(1919—1986)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从13岁学戏登台，名闻江浙，誉满甬沪。她唱腔流畅，文武兼备，不断吸收各派之长以补己之短，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她于1946年起，生活在宁波，直至逝世，对宁波的戏曲事业多有贡献。

    一

    1919年农历闰七月十八(9月11日)，毛佩卿出生在嵊县东乡一个叫“灵鹅”的小村庄里。父亲毛裕璋，是位淳朴善良的农民，会拉板胡，唱绍兴大班。村里人家办丧事、出殡，他就去当“坐唱道士”，赚一升半升米来养家。
    毛佩卿本名叫秀娟。“佩卿”这艺名是1936年她在杭州国货商场演出时取的。毛佩卿九岁那年，家中又添了个妹妹，刚过9岁，因为请不起医生，病死在门口竹簟里。不久，母亲又生了个女儿，可生下就夭折了。佩卿小小年纪就要去割草、拾柴、送饭、分担着父母的艰辛。
灵鹅村里，多竺姓。1929年，办了一所“萃焕小学”，只准姓竺的子女入学。小秀娟吵着要去读书，妈妈拗不过女儿，认为识几个字也好，托人去说情，总算使小秀娟如愿以偿。读书了一年后，因成绩全班第一，学校特许能“跳级”，升入了三年级，与后来成为著名越剧演员的竺水招同班。由于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缴不起学费，就只好辍学了。
    1930年9月，华堂(离灵鹅村三华里)来了个“的笃班”，12岁的毛佩卿和几个姑娘一起赶到华堂去看戏，被台上王明珠、吕福珠的唱腔和演技吸引住了，她幼小的心灵便萌生了学戏的念头。1931年，毛佩卿13岁，田里收成不好，父亲累死累活仍换不来一家温饱。这年五月，毛佩卿的娘舅王庆华拉起了一副戏班，招了24名小姑娘，在华堂镇上大王庙学戏，取名叫“大华舞台”。毛裕璋被邀去作后场(乐队)，他便领着毛佩卿与戏班主订下学戏三年的“生死合同”，进了科班。
    进科班学戏才两个月，就要“串红台”。这年农历七月初十，华堂镇上周家新造的“洋楼”落成，要她们去唱堂会。演的是刚学会的几出折子戏。毛佩卿在《盗仙草》中扮演鹿童，这是她粉墨登台扮的第一个角色。从这以后，这班年幼的女孩就在班主、师父的带领下，闯荡江湖，到上虞、绍兴等四乡庙台去演出。
    当时反动政府给“的笃班”妄加“淫秽下流，有伤风化”的罪名，而一再严令禁演。所以“大华舞台”演唱绍剧，改称“小徽班”。
她们边演出边排了《三本铁公鸡》、《双合桃》、《双龙会》等大戏。每排一本大戏不过四五天时间，还要日夜演出，经常是夜戏毕就换台基，不管阴晴风雨，不论烈日冰霜，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清早又要起来练功练唱。稍不用心，师父就是一鞭打来，演员也只好含着眼泪再练。
    她们长年住的是祠堂庙宇破凉亭，吃的是粗菜淡饭。偶而有一碗螺蛳或豆腐，就算是上等菜了。由于长期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这班女孩身体瘦弱，常在演出时躲在后台角落打瞌睡。
    同班学戏的姐妹中，最“出跳”的要数冯梅卿(头肩小生)、王玉琴(头肩花旦)，还有后来创立“尹派”的尹桂芳(初学花旦，后改小生)等。她们年龄相仿，意气相投，朝夕共处，患难情深。毛佩卿身材比较矮小，教戏师父认为她不是什么“好材料”，虽然分行当派她学小生，但是总叫她穿“红背褡”，做皂甲。她以后常说：“我是三年科班，三年皂甲”，尹桂芳也派不着主角做，一样做皂甲。毛佩卿更是“百搭”，哪出戏缺什么，她就去顶什么，象城隍、雷公、小丫头、小花脸……她都扮过，派得最多的却是小兵、家丁、衙役。正由于她在科班里什么角色都演，所以后来戏路很广，而且成名以后，她也常演配角，样样都来。
    有一年，天下大雪，寒风刺骨，庙台演《三本铁公鸡》，她扮清兵，只穿一条彩裤，上身赤膊(班里规定要十六岁以上才允许穿背心)，去上台开打、翻筋斗。她和小姐妹们冷得牙齿打战，浑身颤抖，而老板却火炉烘烘。毛裕璋心痛女儿，和老板吵了起来。老板一怒之下，罚他到伙房烧饭。师父也骂毛佩卿：“依会出山的话，来问我!”就这样毛佩卿拌和着血和泪结束了三年学戏生涯。

    二

    1933年，大华舞台解散。毛佩卿还只15岁，随父亲回转灵鹅村。数月后，王樟花来告诉毛佩卿，她表哥介绍她俩去宁波参加“素凤舞台”，问她愿不愿去?毛佩卿一口答应，马上启程。这是毛佩卿第一次到宁波登台。
    素凤舞台在甬江大戏院(原址在今苍水卫生院对面)演出，由小生竺素娥挂头牌，与花旦孙妙凤搭档，毛佩卿是二肩小生。
    派给毛佩卿的第一部戏是《剖肚验花》里的小生花天和。毛佩卿初唱越剧，不懂唱越剧不落调是不能停下来的。她扮的花天和，在台上唱呀唱，就是不落调，只急得在台上团团转。亏得一个绰号叫“老五头”的二花脸掀开门帘帐，请鼓板师傅敲小锣，送花天和下场，才算“解围”。
    这年秋天，素凤舞台上演《红鬃烈马》，薛平贵由毛佩卿和竺素娥各演前后半场。当时竺素娥在宁波已很有点名气。而毛佩卿本学绍剧小生，用尖音假嗓，对越剧的本嗓唱法尚未习惯，所以毛佩卿扮演的薛平贵，出场才唱了几段，台下观众就“嘘”声四起，轰得她实在无法演下去了，只好哭着奔进了后台。为此，一段时间里，她从“二肩小生”又降为“皂甲”。这一次演出，给毛佩卿以极大的刺激，她接连哭了好几场，暗暗狠下决心，一定要在三年之内赶上竺素娥!从此，她发愤苦练。不论竺素娥演什么戏，她都站在门帘帐边偷偷地学动作，默默地跟着唱。她要求武戏师父张招田指导她练功，教她“打快枪”；又跟同班姐妹学唱越剧的各种板式腔调，数年的苦学苦练，使毛佩卿技艺大进。五年以后，毛佩卿到上海参加姚水娟的“越吟舞台”，打炮戏她有意选择了《投军别窑》，这是她第二次演《红鬃烈马》。出场亮相，四句定场诗一念，满场彩声不绝。第二天，上海许多小报纷纷撰文赞誉。有人写了一首七律诗，诗前有序：“越剧坤伶毛佩卿，后起之秀也，别窑一剧，不同凡响，漫赋短律，以纪其成。”诗为：“桓桓英俊殊方震，晔晔精神我武杨。不兢花颜和月色，自饶玉质与金相。情深儿女离愁咽，气壮山河去路长；唱彻骊驹难别处，赚人眼泪断人肠。”另有一首：《题毛佩卿演别窑》说：“红鬃烈马事奇离，末见前唐有此儿，信史流传原莫考，稗官谈笑本堪疑。红氍久著云天曲，银海新添绰约姿，南里芝兰何处种，剡溪移植沪江陲。”对她的演技作了充分肯定。

    三

    使毛佩卿终生感激的老师，首推素凤舞台的武戏师父张招田。他原是大鸿寿京班里的武老生，武功很好；他严格督教，一丝不苟，却又循循善诱，奖掖后进。
    1934年，素凤舞台到镇海演出《龙潭寺》，扮演剧中主角王天保的竺素娥突然倒嗓，唱不出声，这可急坏了全戏班的人。毛佩卿大着胆子对张招田师父说：“这出戏我也学会了，勿知好做吗”?张师父一面向班主推荐：一面鼓励毛佩卿不要怯场。毛佩卿在锣鼓声中，一出场就是一个精彩的亮相，赢得了满堂掌声和喝彩。戏毕，后台人都说： “做得和竺素娥一样好!”张师父笑了。
    张招田看准了毛佩卿是块学戏的好材料，就尽心尽力地教。
    1935年，在温州演出《金雁桥》，竺素娥扮张任，许瑞春扮张飞、毛佩卿扮赵云。张任和赵云一套快枪，干净俐落，观众连声叫好。可是为了学好这套快枪，张招田教毛佩卿不知练了多少次。有一次练枪，张师父的枪扎在毛佩卿的太阳穴上，立时青肿。毛佩卿只觉得眼冒金星，头痛似裂。师父叫她歇歇，她定了定抻，忍住痛说：“师父，不要紧，再来!”
     张师父又教毛佩卿排《盘肠大战》中的罗通，他自己扮80老将苏宝童。旧社会演这本戏要当场“出彩”，就是把猪肠染红，盘在腰间。苏宝童一枪扎中罗通腰部，勾出肠子。这时，罗通有许多高难度的动作：盘肠、舞枪、甩发、开打……还有大段唱腔，边唱边舞，唱做十分吃重。素凤舞台到金华北山戏院演出此戏，观众反应很强烈。那天，毛佩卿身体有病，浑身冒冷汗，她在台上坚持演完，始终精神抖擞，可是一进后台门就昏倒了。张师父把她抱起，放在服装箱上，叫她静静地躺着。过了好久，毛佩卿才慢慢醒转，挣扎着要起来扮下手“赶场头”，被张师父婉拒了。
    此时的毛佩卿已崭露头角。她随着素凤舞台辗转演出各地，直到1937年。
    抗战爆发，素风舞台解散。毛佩卿来到已沦为“孤岛”的上海，经人介绍参加了由“越剧皇后”姚水娟领衔的“越吟舞台”，在老闸大戏院演出，此时旧上海活跃着京剧、沪剧、淮剧、扬剧、越剧……等十几个剧种和数十个戏班，群芳荟萃，新人辈出，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越吟舞台”阵容很强，小生有李艳芳、毛佩卿、范瑞娟等。毛佩卿的《红鬃烈马》一炮打响，随后离开了“老闸大戏院”，到“天香大戏院”与邢竹琴搭挡。演出了《梁祝哀史》、《吕布与貂婵》等剧目。
    1941年，毛佩卿离开“越吟”，与商芳臣、林黛英共组“标准越剧团”演出于民乐剧场。毛佩卿第一次成为“当家小生”，上演了《郭子仪》、《西游记》、《明未遗恨》、《枪毙阎瑞生》等剧目。毛佩卿在《西游记》中饰的唐僧，把心善耳软的性格表演得栩栩如生，因而获得了“活唐僧”的美誉。
    毛佩卿在上海演出期间，艺术视野逐渐开阔，艺术水平日益提高。她不仅学竺素娥的唱腔，更喜欢听施银花的唱片，尤其是施的下句落调过门，圆润清脆，很有韵味。毛佩卿将这位悲旦特有的唱腔吸收消化，运用于自己的唱腔中。当时，她和傅全香因年龄相近，脾气相投，结成了好姐妹。她俩都喜欢听京剧，傅全香喜欢听程观秋，毛佩卿喜欢听麒麟童。麒派的戏，她经常抽空去看，看后就细加揣摩。她还把麒派新戏《明末遗恨》移植到越剧来演。毛佩卿嗓音本来高亢嘹亮，学了京剧，更增加了音色的男性感。她也常去看话剧、电影，加上她从小学的是绍剧，有意识地融京、绍、越等剧种特色于一炉，又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研究唱腔，并注重做工，开始在表演程式上作大胆的探索。
    毛佩卿刻苦学习，兼收并蓄，终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她唱腔高亢，旋律流畅，善于刻划人物内心活动；她表演细腻入微，唱做念打全面，文武小生演来都能得心应手。她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向艺术之峰攀登!
    毛佩卿回忆起当时在上海的演出情况，她说：“那时在侵略者铁蹄下演戏，日子真不好过，老板要剥削，白相人来捣乱，物价日日飞涨，人身毫无保障，这种苦楚，难以尽述”。
    1945年初，毛佩卿与竺水招等九人离开上海，返回故乡，息影家居，直到抗战胜利。

    四

    1946年春节刚过，毛佩卿组班再次来宁波天然舞台演出。开始与毛佩卿搭挡的是花旦吴梅珍、老生魏梅照，小丑汪如亚。后来陆续还有史翠贞、白玉琴、金香琴、汪秀珍、邢湘麒、潘少楼、竺桂英、叶小宛等等。并且开始使越剧剧目从幕表戏向文学剧本发展，内容到形式都有所革新。
    著名花旦筱丹桂在上海自杀，噩耗传到宁波，毛佩卿与众姐妹悲愤欲绝，对黑暗势力更加憎恨。不久，上海演出了《筱丹桂自杀记》，毛佩卿立即派人去上海取来剧本，赶排上演。金香琴扮演筱丹桂，毛佩卿扮张春帆。震动甬江，场场爆满，观众都为筱丹桂一掬同情之泪。
1947年，上海越剧界一再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越剧十姐妹义演《山河恋》。毛佩卿在宁波得知消息，率班遥起响应，一部接一部地上演《文天祥》、《李闯王》、《国破山河在》(即《北地王》)、《陆文龙》、《林冲夜奔》等具有鲜明爱国主义和评击黑暗统治、号召奋起反抗为主题的剧目。其中尤其是《林冲夜奔》，毛佩卿扮演的林冲，愤怒控诉黑暗政治，指出只有投奔“梁山”，才是唯一生路。她的精湛演技，许多当年的老观众至今记忆忧新。
    1947年10月的一天晚上，毛佩卿正在演出，反动军警的  “车巡队”突然包围了天然舞台，恶狠狠地闯入后台厢房间、演员铺房间逐处搜查，也搜了毛佩卿的寝室，说是来抓“三五支队”，结果一无所获。夜戏毕，毛佩卿卸完妆，有人悄悄来告诉她：“烧饭师傅房间里躲着两个人。”毛佩卿听说，便走出剧场后门，只见弄口有人守着，就到烧饭师傅老朱房里，果然里面有两个陌生人。那两人见她进来，吃了一惊，毛佩卿低声对他俩说：“外面有车巡队，你们要小心，不要出去，等天亮再走。”又把老朱招呼到门外，说：“你要留神，让他们好好出去”。这一夜，毛佩卿提心吊胆地注意着剧场外的动静。后来，“车巡队”撤了，两位“来客”也悄悄地离开了天然舞台，毛佩卿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949年初，国民党特务到处造谣，煽动戏班随他们去台湾。个别演员内心惶惶。毛佩卿毅然对大家说：“我们戏班是宁波的戏班，谁也不准去台湾!”特务企图用增加三倍包银为条件，收买毛佩卿，毛佩卿不为所动，冷冷地说：“就是增加十倍包银，我也不会去的!”表现了—个正直艺人的应有品德。

    五

    解放后，使毛佩卿的艺术之路展现了光辉前程。不久，经宁波市军管会登记批准，戏班取名“佩卿剧团”，第一次公演的是《白毛女》，毛佩卿扮演大春。这戏不仅震撼了宁波人民，也震撼了艺术家的心灵。毛佩卿在排戏时就被剧情吸引住了，每场演出都心情十分激动，台下台上热泪同流，憎恨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感激新社会使鬼变成人。
    1951年，她们和“新艺剧团”合并，成立“佩卿姐妹剧团”。团长毛佩卿、副团长邢艳芬，主要演员有汪秀贞、魏宝童、潘少楼、杨桂芳、何帼英、许子龙等人。
    新剧团在党的领导下，接连上演了许多好戏，如《锦绣河山》、《映山红》、《信陵公子》、《巾帼英雄》、《祥林嫂》、《明天更美丽》、《王翠翘》等。毛佩卿率领剧团长期奔波于农村、连队、渔岛、林场之间，她的精湛的表演艺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广泛地流传在宁波城乡观众之口。
    1952年，宁波成立了戏改协会，毛佩卿满怀政治热情，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改人改戏改体制的号召，投身社会主义的戏改工作。她们淘汰了幕表戏，台词按文学剧本演出，唱腔也开始定谱定腔。改变了旧越剧的一些“陈规陋矩”，为新越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4年，她与黄湘娟合演《闯宫》，参加浙江省第一次戏曲调演，她扮演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以出色的技艺和独特的表演风格，荣获一等奖，并在华东戏曲汇演中获荣誉奖。
    1955年，毛佩卿带剧团到海岛慰问驻军，演出了新戏《党的女儿》，当演到玉梅牺牲时，会场里突然“刷啦啦”的一阵响声，全场解放军都站起来为玉梅默哀致敬。场子里一片肃静，许多人的脸颊上挂满了晶莹的泪珠。演员的表演打动了观众，观众的情绪却更深刻地教育了演员。毛佩卿被深深地感动了，她说：“真想不到，演戏的作用有这样大呀!”
    1956年底，剧团赴外地巡回演出，看到有些剧团片面追求票房收入，演出坏戏。毛佩卿心里很不平静，她说：“在旧社会，老板逼着我们演这种戏，现在我们怎么还能再演呢?”在南京秦淮剧院演出时，有一京剧团在离她们不远的剧院演出《火烧红莲寺》，场场客满，而宁波越剧团上演的《羚羊锁》，上座率只有四五成，剧团里有些同志思想动摇，毛佩卿却毫不动摇。她坚持上山下乡，为广大农民服务。那时四明山区交通很不方便，深山僻村还没有公路，毛佩卿和全团同志自背行李、布景、道具，步行上山，一直送戏到四明山顶。有一天，她们到李家坑演出，天下着雨，个个浑身淋湿，中午11点多到达目的地，下午1点多就开锣公演，附近村庄的群众都扶老携幼涌来看戏。当时李家坑还没有装上电灯，晚上演出用汽油灯照明，化妆间不够亮，毛佩卿就用手电筒照着面孔，对镜化妆。有个老农民拉着毛佩卿的手说：“你们会到介高的山上来做戏，共产党领导真正好!”
    毛佩卿参加“全国戏曲讲习班”后，思想和艺术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上海等地的姐妹热情地邀请她去剧团担任头肩小生，她谢绝了。毛佩卿深深地爱上了宁波，她放弃了大城市和高待遇，决心为宁波越剧事业的发展，贡献一切。

    六

    1959年,为了培养越剧新人，毛佩卿离开了舞台，调到宁波戏曲学校任教，和著名越剧演员鲍玲贞一起担任小生的主教老师。(1962年一度调回剧团，一年后又调回戏校)毛佩卿把满腔心血倾注在学生身上，培育了应佩佩，邱亚凤等一大批越剧新秀。经常是“门人弟子填其室”。张红萍，张伟忠，吴红霞，虞秀玲等人，都得到过她的悉心指点。
    党和人民对毛佩卿献身越剧事业的贡献给予她崇高的荣誉。1954年,毛佩卿被选为市人民代表， 1955年担任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以来选为历届市人大代表，省、市政协委员，曾数次评为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1960年5月，她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聆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亲切教导。毛佩卿深切地体会到是中国共产党给了她艺术的新生命，使她能发挥自己的才华，艺术才渐趋成熟。她万分激动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可是在十年“文革”中，毛佩卿被诬为“反动艺术权威”、“宁波越剧祖师婆”而倍受迫害，身心受到很大摧残。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毛佩卿又焕发了青春。剧团上演《祥林嫂》，毛佩卿扮演祥林娘，宁波城乡人民奔走相告，“毛佩卿又登台了!”争以一睹为快。
    不久，她担任宁波地区越剧团的艺术顾问，不顾体弱多病，接连参与排演了好几部戏，如《风雪烈火》、《白蛇传》、《碧玉簪》、《龙凤夺珠》等。导演邢艳芬患病，她亲自担任导演，执导了《齐王斩后》、《程婴救孤》、《会亲》等剧。
    1982年6月，毛佩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同时还当选为中国剧协浙江分会理事，宁波市文联委员，市剧协主席，市第八届政协常委。
    毛佩卿多年来积劳成疾，当医生诊断为癌症后，仍念念不忘培养学员和提高剧团的演出质量。她担任了新戏《康王告状》的艺术顾问。
毛佩卿病重了，病榻前，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她仍强支病体给学员讲如何掌握剧中人物性格，听的人都哭了。她对剧团领导说：“青年演员很有培养前途，但基本功还差，即使得了奖，也不应骄傲，领导上更不要捧她。”
    1987年7月5日凌晨1时25分，毛佩卿这位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为越剧的繁荣发展而战斗终生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离开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