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继我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之后，蒋家王朝已濒临灭顶之灾，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退居老家奉化溪口。国民党为了选择“勤王”之师，颇费了几番周折，凡蒋介石本人认为有可疑之处的部队一概不要，最后经国民党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保荐，蒋经国首肯：“绥靖总队的刘培初队长是我熟悉的，绝对可靠”，才最后选定由“青救团”担任溪口外围警戒任务。可是谁能料到，这“绝对可靠”的蒋经国的“子弟兵“，不久竟会倒戈起义。
    刘培初奉蒋经国之命，下令调第六大队、直属第一中队和突击支队到宁波集中待命。当时，第六大队由绥靖总队副总队长方步舟（即项充如）兼任大队长，杨俊为直属第一中队中队长。
    方步舟，湖北省大冶县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我军担任过重要职务，1937年3月因故脱离组织。抗日战争时期，他愤起抗日，自动组织游击队，后为国民党军队收编。1943年春，又被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薛岳，以“纵匪殃民”罪拘捕。保释出狱后在汉口经营煤炭为生。1947年冬，方的同乡、同学刘培初，深知方有军事才能，便多次上门拉方当其副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方意识到跟随国民党已没有出路，一直想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方步舟将部队带到宁波后，刘培初对方更加信任。蒋经国于方部抵达宁波次日，即在团部单独召见方步舟、杨俊两人，深有感触地对他们说：“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良。当我们走上坡路时，别人跟我们走，这不稀奇；当我们走下坡路时，你们能从遥远的湖北来到我们身边，这是最难的。”方步舟遂获得绥靖总队部一切工作的调遣权。
    一次，方步舟在寓所（尚书巷20号）发现一张旧报纸,上刊“四明山共匪谭启龙……”等消息（方与谭红军时共过事）,他为发现附近有共产党的军队而高兴。于是，方步舟便在宁波东亚旅社秘密召集杨俊、郭晖日、肖琪、曹树青等开会，决定在宁波举行起义。
    起先部队驻扎在宁波城内，不利于举行起义。方便以集中部队进行训练为由，向刘培初建议将部队调到宁波城外驻防。刘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委派方为训练指挥官。于是方即将第六大队、第一直属中队和突击支队调到宁波城外望春桥一带集中整训，军官家属也借此机会随部队迁居到望春桥。这样，就顺利地为举行起义作好了重要的准备。为了寻找四明山共产党的队伍，方步舟给谭启龙写了一封信，派参谋黄龙胜持信到四明山区联系，但没有成功。一次，方步舟偕其妻带勤务兵去鄞西高桥的梁山伯庙进香，恰巧被当时我二区的武工队负责人包纯发现，因情况不明，方及勤务兵逃脱，方的一支手枪被缴获。方妻跑不及，被包扣留。因语言不通，包给了方妻一包宣传品，教育后放走了她。此次经历，使方等确信四明山一带真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
    方步舟等原先还拟策动“青年救国团”刘培初，“在宁波举行较大的革命动作，相机……将蒋介石拘捕起来。”他们决定，4月23日黄昏举行起义。  
    不料中途有变，为了争取突击支队第二大队一块起义，4月22日晚，方步舟、杨俊找该大队长葛国华谈话，表明了起义的意向，葛当时表示愿意跟随方步舟走。可是一回大队就向刘培初告了密。23日中午时分，冥顽不化的刘培初亲自带着两车武装警卫到了葛国华大队，妄图以叫方等人打牌、谈话等方法诱而捕之，各个击破。恰在此时，郭晖日到二大队碰上了刘培初，郭见状不妙，便机警地将军帽摘下放在桌上，借口上厕所小便，趁机跑到方的住处报告了上述情况。
    情况万分危急！
    方步舟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命令特务连长柯有连砍断电线，设置路障，将刘培初的弟弟、绥靖六大队副大队长刘裕绥捆绑起来；又命令郭晖日带一个大队在望春桥头抵抗，并通知杨俊、肖琪立即率部在通向四明山的公路上集合待命。方步舟率领特务连为前导，后面紧跟着第六大队、第一直属中队、突击支队，开向四明山解放区。当时正下着毛毛细雨，部队在泥泞路上急速行军，除重机枪连因行动不便遭刘培初截击溃散外，其余部队共人枪六百余，连夜到达四明山麓水井底一带。
    方部起义后，一时找不到与中共四明工委的联系。其时我鄞慈中队刚在樟村天打岩伏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取得胜利，在芝岭村（今属余姚市）休整。当时方部从水井底上山占领了石岭村。国民党长江部队（即87军）从姚江方向追赶方部，进犯芝岭村；刘培初从鄞西平原追进山区（到上阵后害怕四周险峻的地形，只得悻悻而回），形成北、南两路合围夹击之势。我鄞慈中队奋起出击，凭借有利地形，在芝岭外围英勇抵抗三个小时左右，击退了敌人，客观上也援助了方步舟的起义队伍。正在此时，鄞慈县工委获悉，占领石岭的国民党军队在村里张贴要起义的标语，当兵的对群众时有抢劫、骚扰，为首的则焦急万状，到处打听我部所在，并且要保长（倾向我党的进步人士）来找我们接头。鉴于敌强我弱的险恶处境，经过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而幸存下来的我四明山革命武装，不能不对此引起警惕。当时任四明工委委员、城工部长兼鄞慈县委书记钱铭歧与县工委同志一起分析了形势，认为时代大势虽然对我们有利，但也不能排除敌人以起义为幌子，对我诱而歼之的危险。他们研讨了两种对策：一是大胆进取，通过观察、了解，提供给养，缓和对群众的骚扰，随机应变；二是任其发展，继续侵扰群众，坐待国民党派部队追剿或我大军到来后彻底击溃之。在这紧要时刻，鄞慈县工委的同志当机立断，毅然选择了前者，并派一名战士去余姚“慢太婆”（谐音）村向四明工委书记陈布衣同志报告了上述情况，并要求四明主力部队尽快开赴鄞西山区作接收起义和应变不测的两手准备。接着派既熟悉地形、又与群众关系密切的精明强干的杨祥瑞、叶伧（蔡同伧）和罗平，前去石岭与声称要求起义的国民党部队接触。布置他们通过正面接触摸清虚实，并给该部以后勤给养上的方便，以缓和群众关系，稳定士兵情绪。
    接受任务后，杨祥瑞同志从红岭出发，在王家埭（今爱中乡一带）就遇上方部的一个班哨，杨向哨兵介绍了自己，让哨兵捆绑着，到了方的指挥部。方步舟正苦于寻找无门，一听杨的介绍，连忙为杨松绑、备饭……至此，方部才与我方接上了头。叶伧、罗平同志也于此前后来到了方部，进行民运、思想教育等工作。
    此后，钱铭歧代表四明工委、城工部、鄞慈县工委，正式接见了方步舟、郭晖日、杨俊三人，对他们的率部反正表示欢迎。
    几天后，四明工委书记陈布衣，四明工委委员、宣传部长薛驹亲率四明主力部队来到了乌岩村（今爱中乡政府所在地），借该村一庙宇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当地群众送酒送肉，热情犒劳起义官兵。会上，四明工委授予方部以“光明部队”的番号。
    4月30日，中共浙江临委致电慰问，并对起义部队的行动作出了指示。
    此后，“光明部队”配合县中队，打下了鄞西最后一个蒋军据点黄古林，并参加了解放樟村、梁弄、上虞等地的战斗。绍兴解放后，该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64师191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