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身世

    王宽诚，又名文侠。世居宁波市南郊宋严王村。父启芳，原配生一女后早卒。续娶张氏生四子二女，长子志诚，次子愚诚，三子克诚，宽诚先生居四，女宽容、完容。先生出生于1907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九)。这时父携家小居苏北靖江经商，营业平淡，子女众多，家累甚重。先生5岁时，父即亲授教读。先生自此逐步懂得为人道德，首要宽厚待人，诚实取信。这为以后先生的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先生14岁时，征得父母同意，独自回故乡宁波与祖母作伴，一面自学。这一年，其父受宁波升丰猪行之聘，任该行驻靖江分庄负责人，闭歇了原营纸张杂货商店。自从经营北猪销甬、南货北销业务后，家境渐有起色。
    次年，先生奉父命进宁波江东哑巷永丰猪行为学徒，从此踏入社会，开始自立。学徒三年期满，辞职去江厦街源吉钱庄担任贷放工作。因人品正直，作风踏实，甚得同行器重。
    先生于21岁时与干氏结婚。干氏无育，早年病故。先生从此下定主意，在事业未有成就前决不再结婚。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重返上海。他在经商中，感到与外商贸易不懂英语是个欠缺，于是立志学好英语，聘请了中央大学毕业的刘女士担任英文秘书，兼教自己英语。在1946年5月，结成伉俪。刘氏生一子，后意见不合，于1979年离婚，偕子他去。侧室生有二子名兆宏、明勤。

    宁波——上海开拓局面

    1932年，先生应聘任宁波太丰面粉厂采购主任，该厂由于他的创议改革，营业蒸蒸日上。从而取得甬上胡、陈两家殷实富户的信赖和支持，于1935年在宁波泥堰头合资开设维大鼎记面粉号，自任经理。他对待职工，唯才取人，订立各项规章制度，赏罚有度，职工乐为其用。不出二年，维大鼎记号在市区及余姚、镇海、慈溪各设有分号共六家，已执当时宁波地区面粉业的牛耳了。
    我当时在维大号，由练习生升任新河头第三分号的主任，只见他每天下午4时来到本分号，查考一天来的业务情况，并安排指点第二天的工作，对于困难的问题，必提示有效的解决办法，缓解了我的困惑和紧张情绪，促使我大胆放手去搞好我分内的事。
    他在宁波既然打开了局面，获得了一定的利润，具有稳当的事业基础之后，便酝酿面向外埠发展。于是在1937年春收缩了宁波部分分号，走出宁波开始转向上海扩展业务，遂从中等城市投入了大城市。
    1937年3月，先生在上海泗泾路30号挂出了“维大华行”的牌号。所经营的货物除面粉外，还有罐头食品、呢绒、木材等，面粉业务增加了经销加拿大炮台牌面粉，这时已开始内销兼外贸了。
    接着，先生又与人合资开设通合成地产公司、祥泰轮船公司。特别是与实业巨子李康年合作开设中国钟厂，身任经理，制出高质量的“三五”牌台钟，蜚声国内外。
    不久，上海沦陷，先生调集百余万元资金，退入大后方重庆。暂时采取稳健方针，不做有风险的运输等行业，同时广泛结交了当地的金融界上层人物。他在抗战胜利已快在望的时候，又作好了调集外汇资金的准备。
    1945年10月，他自重庆飞返上海，立即投入重整旗鼓的紧张行动，首先把维大华行迁址于江西路汉弥顿大厦，改名为维大洋行，规模随之扩大。通过新交旧雨的关系，先经营各类进出口业务。单就进口木材一项，获利甚丰。接着又增加建筑材料、面粉、肥田粉的贸易。随着业务的不断兴盛，汉弥顿大厦的行址已显得局促，乃迁至广东路五号十间门面的另一大厦。那时外商洋行对维大拥有雄厚的资力和兴旺的业务引起注意，接着也就刮目相待了。
    1946年7月，国共谈判破裂，先生预感到在国内经商前途渺茫，决定另辟蹊径，经过一年的筹划，在1947年7月踏上另一征途——香港。

    上海——香港发展事业

    先期设在香港的维大洋行从此扩展营业，先是在新界购进一批地皮，那时香港地价大大低于上海，有利于建筑大厦，不过行业也很清淡。先生看准形势，便在购进的地皮上建筑高楼，一年工夫，1949初，几十幢高楼便矗立了起来，定名为海国公寓。这时适值上海及江南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有的工商界人士转入香港，海国公寓正适合他们的需要。维大洋行因此获得了巨额利益。
    直至华南地区解放，香港人心浮动，港币因而大幅度贬值。正当港币乏人问津之际，宽诚先生却果断地大量购进。不久，人民政府对香港的地位声明尊重历史和现实，这才使香港日趋稳定，随之港币回升，先生乘机抛出，一下子增加了一笔巨大的资金。
    两次商战胜利，轰动全港。与此同时，先生又创立幸福企业有限公司及数十家其他有限公司，经营金融财务、地产建筑、船务、百货、食品等业务。后来又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开展商务。先生以其拥有的经济实力，在港澳及海外工商业界中信誉卓著，接连被选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副会长，当然永远荣誉会长。还在港澳十余个机构兼任名誉会长、董事、主席等职。

    爱国义举种种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维大洋行仍照样正常营业，所属的工厂也维持生产，他本人常来往港、沪两地。先生忘不了祖国，愿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尽力。抗美援朝时，先生一马当先，捐献一架飞机及其他有关物资，从而带动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不久，人民政府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他首先认购7万分，接着引起你追我赶热潮，他也追认达到21万分，由于国内资金不敷，特从香港调入外汇(相当于黄金2000两的数额)。当时上海各报均有报导，并登了他的照相。他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相邀去东北老解放区观光。返港后，他的东北见闻被发表在港报上，使香港同胞对新中国的情况有了真实的初步了解。
    近年来，他对内地的开放、改革、发展国际贸易，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先生关心内地及香港教育事业和福利事业，几十年来，先后捐款支持香港及内地二十余所学校或社团，包括香港培华教育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等单位。1985年又出资1亿美元成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为国家培养人才(出国留学生)。初步方案是：1亿美元基金不动，以其利息作为贷学金(年利息平时为13．5％，浮动时可达16．5％，约合1350万美元)，目前暂定出国留学生名额为50。如果留学生学成归国报效祖国，贷学金可以减免，甚至可完全免还。但学成留在国外而不归的，则要如数归还。先生对此曾说：“这样既有约束，又不致人才外流，而且我这个基金会是不动本金的，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办下去，如积有余款还可扩大。”学生是经过自愿报名、严格考试、毫不徇情而录取的，在全国重点省、市招考应试。他对所谓“重点”的说法又为亲友的提问解释说：“所谓‘重点’不是侧重故乡宁波，名额是全国各省市皆照顾的，只要是真才实学，不限地区，谁都可以应试、录取，包括台湾在内，现在我们正在趋向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一个伟大进程，如从这样的民间渠道来沟通，终有一天会水到渠成。”
    在“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成立后回港途经杭州时，还赞助100万人民币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兴办树人大学。
    由于先生为发展祖国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被邀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常务委员，又任广东暨南大学副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等职。先生积极拥护以“一国两制”的原则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他关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和香港经济的持续繁荣稳定；他热切盼望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团结一致，振兴中华，并为此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王宽诚先生热爱祖国，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尽力。他对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深有感情，几乎走遍东西南北。1986年8月，他还不顾八十高龄，风尘仆仆，带领了全国政协港澳委员20余人往西北考察，从陕西、甘肃到新疆，对工厂、学校、国防工业、革命遗址、文物古迹、边境口岸、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等，他莫不饶有兴趣。此行横贯高原，历经34个地点，历时20天。他把考察后的感受在各个招待会上坦率抒发观感，得到同胞的爱戴和政府的重视。

    对家乡的深情

    先生对自己的家乡和无数海外赤子一样怀有眷眷深情，早在60年代初回到宁波时就打算办学、办医院。1962年即捐资人民币100万元，兴办中、小学各一所，定校名为“东恩”。东恩中学设在市区，“文化大革命”前曾在鄞西凤岙横街头新建校舍。十年动乱过后，乡间新校舍虽建成，但时过境迁，东恩中学仍留原地碶闸街教学。1985年10月，先生再次到家乡访问，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东恩中学“宽诚教育楼”落成典礼，亲手将他所设的奖学金颁发给每个优秀学生。先生当时笑逐颜开，脸上充满了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之情。东恩小学设在南郊先生老家宋严王村。此外，他还筹集资金支持宁波华侨饭店和甬港饭店的建设。
    1980年初，他亲笔写信向当时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俞佐宸提出，为联络在香港和海外的宁波同乡共同建设宁波，倡议甬、港两地成立“甬港联谊会”。这个创举立刻受到省、市的重视和赞许。随后他便满腔热情地来往甬港之间，为联谊会的建立奔波、操劳，做了不少动员、联络、筹款等工作。同年秋，宁波、香港分别成立”“甬港联谊会”，他并被推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俞佐宸担任宁波甬港联谊会会长。当年!0月31日宁波甬港联谊会成立时，先生亲自率领香港甬港联谊会知名人士30余人组成的代表团专程莅临宁波祝贺。这是宽诚先生增进港甬两地经济联系和民间交往，发动港澳和海外“宁波帮”支援家乡建设的一个创举。甬港联谊会成立后，为发展甬港两地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为香港和海外宁波籍人士回乡旅游、探亲、观光，支持发展家乡的教育、卫生、福利等各项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两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称赞。
    1984年6月，先生在华侨饭店设宴，对亲属语重心长地说：“……财产遗留给子女是最愚蠢的行为，我年将八旬，趁我还精力不衰的晚年，愿为培养人才方面多做些事……”后来的面向全国的育才创举“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即在这时酝酿成熟。
    1986年9月，位于泥桥街的东恩中学“宽诚实验楼”落成，宁波市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会上对先生一心为培育莘莘学子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生活、作风、经营见闻

    先生个人生活作风一贯勤俭朴素，衣饰整洁，不吸烟、不喝酒，语音爽朗，起居从不宽懈。作事秉公、认真负责。早年任宁波太丰面粉厂采购主任时，有优裕的佣金收入可归己，是一个美缺，可是先生却不愿享受，反而认为那是陈规陋习，必须自我革除，并建议厂部推行一套新的工作制度。
    当先生出任维大鼎记面粉号经理后，开始实行自己的经商理想。首先是注意用人问题，他用人不讲情面，以才取人。练习生(先生改称学徒为练习生)进店，取消拜师仪式，不订明三年学期，如工作优良，六个月后即可提前升为职员。订有严格的责任制度，赏罚有度。各项报表一律在每天收市前一小时，汇总经理室，经理审阅无误后，遂指示次日营业要点。如遇店内急需某项人员，则不惜出高薪聘请。不到两年维大号便得到发展。到了年终，设宴招待全体职工，利润获得多的分号人员让坐首席。红利分三等、九级，特优的人员由他亲授红包。
    自上海经商以来，他很注意国内外市场信息，抓紧进货，又迅速销售。他经营作风果断，一有盈利把握，即全部投入自有资金，再进行押款、贷款，不打无把握的冒险仗。
    他居住在香港也不摆阔气、不讲排场；坐车也属平常型号；饮食只要可口，不求高级。他最厌恶浪费，在宁波设家宴时，一再告诫办事人员，单求经济实惠，不讲形式，他自己面前只备了二小盆乡土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对己处处精打细算，待人平易可近，素昧平生的人有所求教，他多于百忙中亲笔作答。例如有一庞姓大学毕业生希望自费出国深造，但无力负担，先生得知他品学兼优，又通过在宁波的亲属了解实际情况证实，便出资帮助他出国，还安排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口入学。对亲友中子女无力升学的，贫病乏医的，也愿承担资助。但他助人有一个宗旨，不论是哪一个至爱亲朋若索消费物品，或思长期依赖，贪得无厌，则一概婉拒，并谆谆教导：人贵自力更生，奋发自强。
    1986年6月，逢先生80寿诞，旧亲新知纷纷向其祝寿，他坚决谢绝，并写信告知亲友和企业属员说：“八十不做、做九十”，因这年正是1997年，祖国收回香港时庆祝更有双重意义，才值得庆贺。这种赤诚的爱国之心，令人敬仰。
    他自己生活俭约，待客却很讲究，如各省市团体去港访问，多邀请宴叙，有时还把家藏十余年醇酒享客，而自己却滴酒不进，尤其是对家乡去的人更亲切热情。
    他平日很讲卫生，注意身体保养，饭后实行三百步，近年来还以气功十八法进行锻练，果然面色红润，体魄健康。1985年有一次回宁波，去溪口观光时，步履稳实敏捷，一口气登上数百级蒋母墓道，大家都为之叹服。西北之行还兴高采烈地骑骆驼试步，雄风犹在眼前。殊不料此行不久，身体竟突感不适，人人感到意外。

    追  悼

    先生考察大西北一结束，即直返香港，处理了积压的事务后，仅过月余，又在1986年9月下旬急匆匆飞抵上海召开了“王宽诚教育基金委员会”会议，布置了录取留学生工作。正当上海市市长江泽民招待晚宴时，感到身体不支，经医院检查，诊断为癌症。急送北京治疗，确认为原发性肝癌，这一恶讯顿使亲友十分震惊。
    沉疴终于不起，弥留之际，叮嘱不要告诉在上海、宁波的两个年迈胞妹。病笃时还想吃宁波家乡大头菜、油焖笋，可是一入口却尝不出家乡土产口味，感到怆然，原来这些菜肴是从广东购买送到北京的，可见他对家乡的眷恋是多么亲切啊!他在加拿大留学的两个儿子兆宏和明勤赶到北京，先生要他们马上回去，以免影响学业。又嘱咐过继儿子(侄)王明远，对家事、国事要根据他生前的意愿继续办理。还说：“我岁数大了，就是想为国家多做贡献，其他无所挂念”。
    先生病重期间，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曾多次派人前往医院探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统战部长阎明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港澳知名人士费彝民等到医院探望。
    1986年12月3日，先生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80岁。10日，首都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等及有关人士500余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先生的遗体告别，彭真、邓颖超等送了花圈。先生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内。
    同月21日港、澳各界在香港举行追悼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静仁、副秘书长杨拯民及宁波、深圳市副市长专程前往参加，追悼会筹委会副主任，中华总商会会长霍英东致悼词。高度赞扬先生生前爱国爱乡，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及大力捐助教育事业等多方面的贡献。
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到宁波的当日，宁波市侨办、侨联、甬港联谊会、海曙区委等有关领导同志到先生的胞妹王宽容家表示哀悼和慰问。
    先生的逝世，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损失。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热爱祖国、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失去了一位海外“宁波帮”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家乡人们自豪，值得人们永远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