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丰面粉厂前身是立丰面粉厂，于1931年由戴瑞卿等创办，第二年开车营业。机器设备是向上海英商安利洋行购得的，计有磨粉车14部和附属机器，以及264匹马力和132匹马力的柴油引擎各一部。厂址设在甬江南岸的东胜路。立丰面粉厂的资本共30万元银元，全年产量为60万包面粉，营业额为250万元。
由于宁波不是产麦地区，立丰厂的原料小麦，大部分从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进口，其余部分自苏北等处采办，因辗转运甬，成本较高。出品的“牧童牌”面粉，委托面粉批发商代销。面粉价格每天根据上海面粉交易所收盘价格为标准。例如收盘价为每包2．40元，加上海运甬的运费每包0.10元，则定价为2.50元。如果按照14部磨粉车全勤产量，日夜能生产面粉4000余包。但当时面粉销路不广，一则宁波人素以大米为主食，食用面粉并不习惯；二则有上海、无锡、镇江等外埠面粉运甬竞销，“牧童牌”的销路大受影响。宁波市场上的面粉销售量，每天仅数百包罢了。所以立丰厂只得开车7部，每小时出粉约90包。即使如此，还是供过于求，使面粉的积压量越来越大。于是一面向上海面粉交易所抛售，一面运往天津等处推销。两处均须削价，此为亏蚀原因之一；讵料后来粉价逐步上升，已向交易所抛出的期货，若不立即去交货，现货必须抵进，付出的差额甚巨，这是造成亏蚀原因之二；该厂系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原有资金全数用于购买机器和建造厂房仓库，尚欠上海安利洋行5万元，而采办原材料的流动资金，则必须向银钱业借贷，付出的利息甚巨，这是亏蚀原因之三；加上该厂在沿江新建的小麦仓库，底部未曾垫高，1932年适逢大潮汛，仓库进水，底部的下二层小麦，全部浸湿，难以制粉，不得不削价处理，这是亏蚀原因之四。因此，立丰厂仅仅只开办一年，就宣告倒闭，亏欠银钱业贷款达90万元之巨，创宁波工商业倒闭亏欠的空前巨额。
太丰面粉厂是在1934年开始筹建，也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3 0万元，受盘立丰厂的机器、厂房、仓库。而立丰厂所欠上海安利洋行的5万元机器尾款，亦由太丰厂承担。该厂董事计有金廷荪、杜月笙、俞佐庭、篑延芳、徐瑞章、徐懋棠、张继光、俞佐宸、金臻庠、周大烈、洪宸笙、胡星桥等共13人,董事长为金廷荪，经理为洪宸笙， 协理胡星桥。1935年7月，太丰厂正式出粉营业。全厂职工为90余人，与立丰厂一样。采办原材料的资金，须向银钱业借贷，小麦也是从美、澳、加进口，开磨粉车7部，每小时出粉90包左右，商标也用“牧童牌”，仍交面粉批发商代销，售价亦按上海面粉交易所牌价。由于外埠面粉竞销，该厂月产虽在3万包左右，而实际销量仅1万包左右，供过于求，积压满仓不得不向上海面粉交易所抛售，忍痛削价交现。后来虽以销定产，每月只开工10天到半个月，但到第二年年底为止，亏蚀已达10余万元大有崩溃之势。当时职工之工资，也只好打折扣发放。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海运封锁，沪地及外埠面粉不能运甬，太丰厂的面粉销路顿见好转。虽原有的原材料来路受阻，但仍可向江西、台州、绍兴、余姚等处采购。与此同时，上海面粉交易所也停办，各地面粉厂的面粉售价，可按成本酌加利润自行定价，从此太丰厂扭亏为盈。迄1941年第一季度为止，该厂盈利较多，除分派股东、董事、经协理、职工等红利外，提出14万元作为增资，同时另招新股6万元，合计资本改为50万元。这是太丰厂的一段兴旺时期。
在此期间，太丰厂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先与上海德商礼和洋行订立合同，在厂房、仓库的铅皮屋顶上，绘上希特勒德国的“卐”字旗。后与美商美泰贸易公司订立合同，改绘美国国旗，并由公司派一名美国人来甬驻厂，又雇一名会讲英语和日语的翻译，以防宁波沦陷，作为掩护之用。同时，厂内也筑有防空壕，并将多余的7部磨粉车设备，拆往乡下，租屋储藏。厂内生产，也是夜间开工，白天疏散。
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经理洪宸笙避居上海租界，协理胡星桥亦离甬赴沪，厂事交余主持，并嘱一俟千余包小麦磨制成粉出售后，即行停业。讵料沦陷后未到一月，余即被日寇宪兵队叫去，查问洪宸笙下落及美商代管事宜。余矢口推诿不知。后得伪商会会长毛稼生保释。但厂内2千余包面粉却被日寇封存掠夺。至此，太丰厂被迫停工。三年后，日寇探知洪宸笙在沪住址，进行胁迫，令其恢复生产。洪坚持不肯返甬。但为防止日寇全面掠夺该厂，虚与委蛇，商请余回甬筹备复工，于招牌下加一“新”字。名为复工，实则仅开一部车，每天只生产一二百包而已。
抗战胜利后，经理洪宸笙返甬，于是太丰厂全面复工。经董事会决议，提升余为协理。其时上海国民党当局下令，沪埠面粉禁运出口，宁波面粉市场由太丰厂独家占领，销路大旺。而福州、厦门、泉州、台湾等处客商，也纷纷来甬上门订购。于是每天开工12小时，并规定加班的4小时发给双工钱。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物价猛涨，面粉价格每包亦涨至法币2680万元，后来虽改用金圆券，但旋即贬值。最后，各处市场乃自动改用银元计值。太丰厂由于经营得当，经常保存一定数量的实物存货，免受物价波动的损失。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在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鼓舞下，太丰厂照常开车营业，并优待解放军以麦换粉，便利军需。其时青黄不接，驻甬解放军军粮因运输一时接济不上，暂时发生困难。宁波市军管会于是召集商会理事及各同业公会负责人开会，要求暂借大米2700石，分三期交货。由于前一年甬地粮荒，粮商存米单薄，只能凑集900石米。洪宸笙与余商量后，主动向军管会表示：解放军指战员大都来自北方，他们喜食面粉，可否以粉代替大米?且太丰厂面粉库存甚厚，愿提供2万包，尽可满足军需。军管会认为甚好，于是陆续向太丰厂提借面粉，共计6120包。过了二个月，人民政府即有新小麦委托太丰厂加工制粉，将所借面粉如数归还。此后，在劳军运动，带头认购公债和支援抗美援朝运动中，太丰厂都作出了贡献。
不久，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太丰厂的产销纳入国家计划，厂内设备也作了一些改革。如把原来的264匹柴油引擎改为250匹马达，由协理周志耀、襄理叶萌叔向上海设法办来，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量。1953年2月间，该厂化验室因走电失火，引起火灾，经当时驻厂的民主改革队和在厂工人奋力抢救，仅损失部分的厂房和机器。经二个多月，全部修复，恢复生产。
1954年10月1日，太丰厂公私合营，为宁波市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宁波市工业局任命洪宸笙为第二厂长，余及叶荫叔为副厂长。从1966年起，公私合营的太丰面粉厂改名为“国营宁波面粉厂”。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太丰面粉厂名称，加国营宁波味精厂招牌。
现在的太丰厂，生产已更上一层楼，大大改变了昔日的面貌。余已因年老退休，情况不是很熟悉，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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