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三年(1887)曾任清廷军机大臣李鸿章的幕僚严信厚(浙江慈溪人、道员、曾任河南盐务督销等职)集资五万两银子，在宁波北门外湾头，创办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它是我省最早的机器轧花厂，也是一爿较大规模的民族工厂企业。它成为当时“工业界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通久源纱厂的建立。该局设在余姚江南岸的义地后面(注：余姚江南岸湾头处)……有一家华人创办的公司于1887年成立，有资本五万两，经营轧棉事业，获有极大的成就” (据孙毓棠、江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刚建立时，设备有轧花机40台(日本货)。一年后改用蒸气机，聘来了日本技师，拥有三四百雇佣工人，利用慈溪、余姚一带出产的棉花，全年日夜进行生产。为了避免地方官吏找岔子，表面上还打着“日本人开办”的牌子，将大批籽棉轧成半成品后，成包成包的运往日本，实足表现了中国民族工业一开始就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
到了19世纪90代年，宁波的手工业棉纺业已受到严重的打击，“巡行百里，不闻机声”，洋布洋纱大量输入，于是开设棉纺厂成为牟取厚利、发财致富的捷径。”“通久源”也就于1891年，又向外国添购了发动机、锅炉、轧花机和纺纱机，开始纺纱。1894年，严信厚又拉股集资，共凑得45万元，实缴为30万元，在轧花厂的基础上扩大为公司，厂名为“通久源”纺纱织布局(即“通久源纱厂” )。股东有汤仰高、戴瑞卿、周熊甫等上海、宁波的一些巨商富绅，经过二年的筹备，到1896年，这个拥有11000多枚纱锭、230部布机的纺织厂就正式投入了生产。“除监工和技工外，雇有工人150人，都是女工和童工，每月产纱2500担……该局既设在大产棉区，又有大量的劳工，其营业蒸蒸日上是可以肯定的”(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由于浙东所产棉花充实，更由于1200多女工和童工的日夜操作，每月能出产10支、12支、14支及16支棉纱2500担。又加上严信厚向清政府工商部去活动，得到当局承允的一些便利，可以与绍兴、杭州两纺织局一样，运货入内地时，按厘金规则每年纳银7000元,而不需在海关呈验运照，并按每担七钱缴纳关税，就可不领取“子口税单”直接过关。于是“龙门”牌棉纱就畅销宁波、绍兴、温州、福建等地，每年都获得很大的利润。设备也陆续增加，不几年就又扩大了6000纱锭。又据《中外日报》1898年报导：“宁郡通久源纱厂，开设有年，生意亦畅。现因新添纺纱机器，所有前次所用女工，不敷工作，因此招募女工，并造有房屋40余间，以备来厂女工居住，闻近日各女工向该厂报名者颇多。”可见，19世纪末期，通久源纱厂兴旺发达之程度了。
但是，通久源纱厂好景不常，1904年，股东戴瑞卿与严家发生利益冲突，戴系宁波“财神”，拥有大批土地和几家商号，不肯轻易屈服于严家，他决定退出“通久源”另起炉灶，这就是后来和丰纱厂的崛起，是另一码事了。
随着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我国的民族工业受到排挤与打击，红了几年的通久源就开始冷落了。到了1917年，通久源纱厂因清花间起火，全厂遭焚。严信厚的儿子严渔三，认为复厂还不如卖掉合算，这正投合了当时竞争对手和丰纺织厂股东顾元琛、戴瑞卿的心愿，他们为了不再出现竞争对手，于1918年以24万元的代价把通久源火后设备，连同以前用于“包围”和丰的九十亩地皮全部买了下来，从此，通久源轧花厂成为历史陈迹了，和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就代替了通久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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