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我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高涨，喊出了“外争国权”的口号，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特别是日货。在这一形势下，早期在宁波萌芽的民族工业，乃获得一个发展的机会。宁波恒丰布厂的前身恒丰印染织厂就是在这时创办的。
    恒丰印染织厂开设于1928年，是由开设在宁波市江东的裕成棉布号经理王稼瑞等人经营的。他从裕成棉布号抽出一部分资金作为经费，租进宁波南门外民房二十多间，约六百余平方米为厂址，定厂名为宁波恒丰印染织厂。当时设备仅有马达铁木布机14台，木制整纱车l部，手工摇纱车20余部，雇用工人约五六十人，设备简陋。产品有线呢、条子漂白布等比较低档棉布，销路很好。王稼瑞看到染色布在当时的宁波是缺门货，甚有前途，因此增添4台旧式染缸(包括烘燥机、混筒机)，开始时由上海购进白坯布，专门印染元色洋纱之类布匹，销向宁波各地农村。由于染织业务发达，乃于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充，于1931年一1932年间组成合伙厂。时王稼瑞已从裕成棉布号脱身，集中精力搞恒丰厂。合伙股东有王稼瑞、李贤钊、洪泳樵、王余生、陈元辉等人，由王稼瑞担任经理。王稼瑞办企业的精力比较旺盛，在染制元色洋纱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印染“士林蓝”布和“海昌蓝”布，进一步添置印花机印染高档花布。1932年，王稼瑞前往日本，办来印花机全套设备二部，并聘请日本印染工程师一名，负责恒丰厂染织业务，出产白地“色丁”花布与印花绒布，颜色鲜艳，花纹漂亮。其坯布系从上海进口的日本货。白地“色丁”花布与印花绒布，不仅畅销于本省各地，即上海等地客帮，也前来宁波争办。当时行驶于沪甬线上的新江天、宁绍、宁兴等客货轮，装运恒丰坯布与成品花布、印花绒布和其他原物料等，每班来回货物数以千件计，络绎不绝。其时，由于宁波广大群众抗日情绪日趋激烈，鄞县县长陈宝麟不同意恒丰雇用日人工程师，王稼瑞不得不予以解雇，另觅他人，先后雇用俞星官、刘申娣为印染工程师。俞为日本派，经验丰富；刘为英国派，原系上海英国纶昌印染织厂工程师。当时恒丰出品印花哗叽、印花斜纹，也是供不应求。但英国人办的纶昌印染厂，看到恒丰厂情况甚好，蓄意倾轧，把纶昌厂出品的每匹布价，从6元跌价到4元以内。恒丰厂无力和他竞争，被迫—度停工。而纶昌在挤垮了对手以后，又将每匹布价逐渐抬高到6元以上。恒丰厂看到市价回升，重新借款恢复生产。外国商人又重施故技抑价，对恒丰进行反复摧残。因此在这段时期内，恒丰厂的业务虽有发展，但道路坎坷，困难重重。

    二

    从1933年开始，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各资本主义国家都竭力向我国倾销商品，进行经济掠夺。当时恒丰厂的棉布存货，约值四五十万之巨，平时依靠周转快速获利，因外货大量倾销，布价猛跌，以致该厂产品滞销，存货积压如山，造成资金周转不灵的搁浅局面。当时和恒丰有交往的一些钱庄，见此情形，纷纷向王稼瑞索取借款。王稼瑞走投无路，只得停止生产，宣告清理帐目。其时恒丰厂所欠各钱庄借款在四五十万元左右，各有关钱庄如复恒、晋恒、汇源、信源、恒春等四十余家，组成一个债权团，向恒丰索债。经过再三洽谈，最后协议以五折向各钱庄清理债款。其中一家叫慎余的钱庄，借给恒丰厂10万元，为最大债权户，其经理王葆初，熟悉恒丰厂内部情况，并看到该厂的前途，独他一家没有加入债权团，将10万元借款允许恒丰厂再拖欠一个时期，不作清理，使恒丰厂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恒丰厂在经过债务清理后不久，运往福建积压达半年之久约值10万元的印花绒布，忽有西安、兰州等地销路，而本地的棉布价格也有回涨趋势。王稼瑞喜出望外，立即派人把积压在福建的印花绒布全部装回，迅速转售给天津帮客商，使库存积压为之一松。与此同时，该厂在上海的股东洪泳樵，为了挽回恒丰危局，也在沪组成银团前来放款支持。其时该厂大部分的钱庄欠款已按五折清理完毕，只有慎余钱庄一家10万元未还。由于厂内情况好转，积压棉布陆续动销，为感谢慎余钱庄在困难时期对恒丰厂的帮助，王稼瑞即连本带利把这笔钱还给慎余钱庄。

    三

    王稼瑞在经受这场风潮之后，认为到上海去办厂，较宁波有利。乃取得合伙股东的同意，决定在上海法租界马当路开设分厂，租下美亚绸厂空厂房为厂址。分厂开设之初，因资金有限，仅有印花机两套。王稼瑞为增添设备，乃与上海巧新织工厂老板的儿子拉上“继拜亲”关系。巧新厂是制造印花机的工厂，王稼瑞有了这一关系，就可以向该厂分期付款定造印花机，减轻银根压力。上海恒丰厂在开业之初，仅为沪上各印染厂代办加工业务。惨淡经营一年后，业务发达，获得盈余，于是停止加工业务，开始自行印染色布。王稼瑞本人也常驻上海，致力于上海分厂，并宣布宁波的恒丰厂和裕成棉布号业务委托李贤钊负责。抗战爆发后，由于上海分厂地处法租界，日军起初未曾进驻，因此可以继续开工生产，出产“金榜乐”商标的士林兰布， “九恒”毛蓝、元色哔叽、“恒丰塔”与“五子夺魁”等花色布，以宁波为中心，转销内地各路。其时沪甬线轮船因封锁停航，上海运甬货物，改由帆船装运至三北、庵东与象山石浦等地，再驳运至甬。更由于华中及长江流域战火弥漫，交通阻塞，宁波地处我国东南海口，一时成为最大的转运口岸，不仅本省的金华、兰溪一带商帮要来宁波办货，即远自江西、湖南等地的商帮，亦纷纷来甬，恒丰厂的产品应运深入行销内地，风行一时。
    在宁波的恒丰总厂，抗战期间由于沪甬线轮船停航，原料、燃料、机物料运入困难，加上惧怕日机轰炸，电厂又常因空袭停电，无法生产，只好停工。1941年宁波沦陷后，厂内一时无人负责照料。王稼瑞乃委派王尔昌至恒丰批发所管货，以后即代理经理职务。于是，恒丰总厂又重新开工生产。

    四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稼瑞为恢复宁波恒丰厂的印花机生产，又于1947年委派王珊纯协助厂务。当时该厂除原有的印花机和70台铁木织机外，还增添“黑大英”和“绿大英”铁布机204台，拥有工人400余名，生产哔叽、洋纺、洋纱、坯布和名牌产品“九恒毛兰”。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挑动内战，政治腐败，通货恶性膨胀，加上美货大量倾销，使恒丰无法维持正常生产，只能处于半停工、半开工的状态下挣扎，苟延残喘。与此同时，恒丰厂内部又发生两起纠纷。一起是争夺经理位置的纷争。原经理李贤钊于抗战胜利后从上海回到宁波，要求东山再起；而代理经理王尔昌则不肯让位。后经协商，并经股东会议决定，由王尔昌继续担任经理，王珊纯为协理，李贤钊回沪作退休处理，这场纷争始告解决。另一起是劳资间的纠纷。由于当时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工人生活毫无保障，再加上在敌伪统治时期，资方剥削甚重，所定工人工资底码极低，抗战胜利后也未调整。为此，各织布厂工人于1948年间派代表与棉织业同业公会代表王尔昌、俞澄中、丁仲卿等人协商，要求增加织布业工人的工资底码。但多次协商，毫无结果，引起全市织布工人愤怒，举行罢工、游行示威。国民党警察局长卢时宪派出警车四出弹压，工人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最后，资方不得不恢复谈判，达成协议，增加一点工人的工资底薪，始告解决。但直到解放前夕，恒丰厂已处于奄奄一息阶段了。

    五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采取扶植政策，使恒丰厂的生产日趋正常。1953年年底，恒丰厂实行公私合营，它的生产开始纳入国家计划，厂内生产班次由两班制改为三班制。1958年起，增添了自动全铁宽幅织布机200台,又添置部分染色设备，加工染色棉布及化纤布等。
    1966年，原“恒丰印染织厂”改名为“宁波印染织厂”。随着企业进一步的发展，为了便于专业管理和各自的应变能力，1984年7月13日，原“宁波印染织厂”分建为“宁波印染厂”和“宁波恒丰布厂”两个独立单位，从而恒丰布厂成了独立经营的单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