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已被淘汰的典当业，它以接受实物抵押取利，因其风险较小，十分稳当，建成为一些封建大家族乐于投资经营的事业。过去宁波有不少当店，其中惠安与丰长两当，是都有百余年历史並驾齐驱的老店。出于同行嫉妒，这两家典当明争暗斗至为激烈，最后是以惠安当的闭歇而结束。
惠安当为宁波市望族冷静街王家墩林家所开。林家在前清时代，即在庄桥地方开设集义当，为林氏起家第一爿当店。其后裔为发展祖业，续在城乡各地开设惠安当、生泰当、惠生当及五乡碶惠裕当，姜山甡源当、集仕港惠元当等。1920年，灵桥门内怀安巷的惠安当为林氏群当之首，股权为林家多房所有。其业务管理的“总上”职位，民初时为林琴香（曾任宁波商会秘书和会长），后为林增寿、林赞卿、林大毛等。业务总管副总上施基承，一向受林氏族人委托，掌握该当全权。惠安满货的销售机构为同顺、长顺提庄。同顺庄经理施揆绶系施基承之子。长顺提庄经理为陆景圃，该庄在上海景江栈设有分庄，营业比母庄发达，每年为林氏赚得不少钱，增添林氏典当的竞争资力。
林氏家族所经营的典当，以农民为主要对象，故其当址选在近浩河头和新河头航船埠头处，使乡人当物方便。它又用施茶、施药、送扇、送米等讨好乡民。一般乡民的当期，多比城市当户为长，因此周期利息较厚，并可减少入当次数和营业额，省税省费，事逸息多，稳可获利。
丰长当为宁波市迎凤桥有名世家陈家所开。陈家的房地产极富，在迎凤桥一带建有大厦数十幢，占地面积近百亩。陈家房屋，东至南大路，南至平桥头，西至鼓楼前，北至西后街；其分裔陈福房在江东卖席桥下也有大批房屋，在仓基街也行分支产业。陈氏的“绵绵祀”有出租田千亩。在清末民初，陈家在宁波市上还开设出名大店数十家，如丰长当，元大当、瑞大当、宝顺当、泰赉当、陈生号酒坊、源字号钱庄(源源、源吉、源泰等)、源康布庄、大半昶百货店，同和南货店、志和酱园、和昌米行、积善堂药店，祥记贳器店、恒升鱼行、垣茂油行等，皆有股权。民国以后，陈氏族人多弃仕从商，入银行、钱庄、典当、商号以至后来的信托公司、花庄、交易所等，也有到上海从事工业的。它的对手惠安当老板林氏乘机以多种方法排挤倾轧，如林氏所开钱庄不与丰长当往来，不放给长期贷款。惠安当还抬高存款利息，吸引丰长当存户转入惠安当；其所开的长顺、同顺等提庄，也拒收丰长当的满货，造成丰长许多困难。
1920年至1921年时，陈家因迭受公债暴跌及投机失利等种种打击，不得不缩小所经营的事业，清还债务。丰长当乃出盘与陈柏房女婿李联辉。李家为保全陈家面子和简化受盘手续，不换当贴，不改牌名，仅加“慎字”记号继续经营。但因人地生疏，为解决销售满货出路，把三成股权让与开鼎裕提庄的沈子湄、汪馨磐、陈吟川等，在当内成立“顺号”，另立帐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为要凑足十天生意，李氏又让出一股加入顺号名下，使有三分之一股权，慎号占三分之二为大多数。“总上”职由李联辉担任，副为沈子湄，“取总”赵锡堂由汪家任用，其余职工概归李氏选用。改组后的丰长当收支帐目分两种，如当本营业额、各项对外费用、当息收入、满货贯利、大小手续费，房租税捐、公会费用等均属公共费用，由慎、顺二号按股权负担；如在流动资金方面的利息，凡属借款、垫款、存款、转借款、资方股息、对股东酬酢的单号费用，均归各号自理，互不干涉。当本方面的资金，二号各自筹划，因所付利息有高低，所以二号帐面盈亏也各不相同。二号资金可以互相调剂，但也要付息。这种一店二号的办法，是商业上少有的。
李联辉自盘进丰长当后，急于重振旗鼓，扩展营业，采纳了当内职员的提议，不但提高当价，而且受当古董、字画、寿屏等几十种冷门及时新货，并广为宣传。这样一来，丰长当果然立即兴旺起来。这时惠安当朝奉因年事已老，不谙新物时价，年轻副柜章正丰，只识绸缎绫罗、粗细皮毛、棉麻织品、铜锡木器等，对新增当物，无法估价，因而不能与丰长当相敌。丰长当在换主加记后，依靠上海来的朝奉看货经验，总算获得与惠安当竞争的第一次胜利。
1927年北伐军将进宁波时，盛传孙传芳部败兵纪律甚坏，有抢劫及强当手枪等事，当时同业公会为确保同业安全，决定各当原址停止营业，另借邑庙开设“公当”，把全市21家当店分成七组，每日一组轮回收当。惠安与丰长合编一组，在开张营业时，为了争夺正中门营业柜，发生了互不相让的争面子口角，甚至要退出公当，经公会调解，把两当拆开，不在同日营业，才使争端平息。这也显示了双方龃龉之深。
北伐军到宁波后，典当业职工组织纠察队，向同业公会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当时林家所开当店最多，利害关系最大，因此命惠安当的看货章正丰，在工会出面反对，当场激起公愤，一班纠察队员把章正丰戴高帽上街游行，罚禁闭不让再上柜台看货。“四·一二”政变发生时，典当工会会长方志章(泰赉当)事先接到市总工会的通知，偕徐宏涛(惠安当)逃离宁波。
1920年，抵制日货运动勃兴。当时有一家大丰昶洋广百货行，开设在全家湾，与丰长当对邻，丰长老板李联辉和泰赉当李棣辉在该行均有股权。该行经理张德化，私进日货牟取暴利，并把部分日货冒充当物，藏入丰长当内。事被惠安当员工得悉，向学生联合会告发，查出日货充公。不久李联辉又因吸鸦片遭逮捕。
1933年时，由于洋货倾销，土特产外销呆滞，物价直线下泻一倍多，金融市场银根奇紧。惠安当是农村当户居多，农村连年歉收，当户无力取赎，使该当流动资金积压。因资金短缺，不得不出高利招收存款，饮鸩止渴。甚至连丰长当楼头张东阳也暗中由其妹和亲属出面，存入惠安当4000元。丰长当为销售满当货物，又用重薪聘请林氏所开的同顺提庄前经理施揆绶为新设销售满货门市部经理。该部会计独立，股金一半由职员投资，起名德记提庄。施任经理后，把长顺和同顺两提庄客户揽入德记交易，又夺去了惠安当的销货门路。
1935年，惠安当因历年积余被老板透支一空，又适逢在上海的老板林笺寿(大毛)因商业经营失利要出盘其在惠安的股权，消息传来，使外强中干的惠安再也无法掩盖帐目内幕，一时掀起了存户的提存风潮，结果宣告清理业务。惠安当倒闭了，丰长当店东李联辉设法买进了惠安当屋，把丰长搬至惠安当原址营业。丰长当的全家湾当屋，则租与外业人使用，并将典当营业所用的生材器具，全部拆毁和变卖，使该处不能再营当业。从此两爿明争暗斗的老当店，就只剩丰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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