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镛先生 ( 1876 — 1945 )，字咏霓，一字伯颂，别署约园①，浙江鄞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举人。父张嘉禄，光绪三年丁丑(1877)进士，官监察御史，终兵科给事中。先生历任宁波法政学堂监督，浙、鄂、苏、鲁四省财政厅长、沪海道尹、财政部次长等职，服官三十年。民国十九年(1930)辞归后，主持其所手创的光华大学，复从事著述和搜辑古籍，对一郡遗书致力尤勤，编刻《四明丛书》七集。我于1931年入光华大学攻读。越一年，以家境清寒，未能续学，幸得先生资助，直至毕业。再学时，遵先生嘱课余校对《四明丛书》。如是，每月必数次趋谒先生于“觉园”寓斋，面聆教诲。先生给我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
    一1925年“五卅”惨案起，美国教会所办的圣约翰大学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我中国人民，在校园第一次悬半旗志哀，美籍校长卜舫济横加压制，竟然夺我国旗，践踏于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学生553人及数十名教职工乃于6月3日愤而离去，吁请先生自立学校。耆宿王丰镐省三对先生说“国旗辱矣，学生逐矣，悲愤凄惨之情状，虽在道路，犹为伤心，况两家子弟皆躬遭其厄者乎！”他慨捐沪西法华乡之地六十余亩，以为校基。社会贤达和学生家长也多热情赞助。“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新建学校即命名为“光华大学”。公推先生为校长，先生肩此重任，荜路蓝缕，经之营之。延聘教授皆负一时重望。不数年，蔚然成为一所才俊辈出的高等学府。建校五年后，先生追述创校时的情景说：“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萝，托钵题缘，自忘愚痴。热情者一呼便应，冷嘲者讥为多事。”当年缔造之艰辛，可以想见。
    1937年抗日战争起，8月，兵锋及上海，学校不得已迁至租界。11月，敌入上海西郊，光华的宏伟建筑，悉被焚毁。先生曾有诗沉痛记述：
    育才国之本，三乐原不离。
    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
    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
    光华遭此浩劫，先生痛心之余，仍不气馁。翌年入川，在成都筹设光华分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先生知其必来相迫，遂将学校分设“诚正学社”，以收纳文学院学生；设“格致学社”，以收纳理、商二学院学生； 设“壬午补习社”，以收纳附属中学学生，使弦诵不致中辍。先生又在家设“养正学社”，自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先生为光华呕心沥血，1945年7月临终前尚殷殷以“复兴中华，复兴光华”相嘱。先生尽瘁教育事业的精神，一直是人们所深深萦念的。先生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要求子弟“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先生的谆谆教导，历久言犹在耳。
    先生编纂刊刻《四明丛书》，又是他对社会的一大贡献。
    丛书编纂从民国19年(1930)开始。先生发愿网罗一郡遗典，博采约收。搜集之广，卷帙之繁，是全国乡邦文献中所罕见的。他曾说：“以一人之力而欲尽刊一郡遗书，如蚊负山，几何能济？”②但是他任力耕耨，用心也苦，矢志也坚。友朋也乐为分任采辑、校勘之劳，同邑冯贞群(孟颛)相助尤多。先生甄选各书，“先品其人，后平其学，审其所作，确乎可传，方为付刻。”他更为每集撰总序、后序，一书也必有序跋，以阐明作者之立论和昔贤订正之苦心。先生原期以十年之功汇成十集。但辑至第八集，刻未及半，中道谢世，后由子星联、芝联辈续成第八集。全书第一集至第七集凡一百五十六种，千有八十二卷。第八集十八种一百二卷。全国解放后，《四明丛书》全部雕板以夫人蔡瑛名义捐赠浙江图书馆。杨州广陵古籍出版社据一至八集雕板重新印刷出版，使之广为流传海内外。
    《四明丛书》的出版，也引起国外学者的瞩目。1973年，日本宫琦大学内正博教授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寿镛的思想》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说：
    “张寿镛先生是一位(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编纂了《四明丛书》，对丛书中的各书分别写了序言，并作了注释，通过这些序言和注释的内容，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思想和王应麟、王守仁、黄宗羲一脉相承。张寿镛的思想虽然有时和上述三人思想不一致，但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当地流传甚广，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是有利的武器。”
    当年，先生亲授校对之书，多是乡先哲手书珍本、秘本，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今天，喜看《四明丛书》这一巨大的汇刻著作，不只使古来幽隐潜藏之作，云翳扩清，得以重传人间，而先生对浙东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其功绩不可泯，而自更深远。
    先生藏书宏富，搜访亦勤，抗战期间，先生以大江南北文物多沦煨烬，或受攘窃，目击心伤，乃与何炳松、徐森玉、郑振铎诸人竭尽全力，设法购求诸家所藏珍本，得善本4860部，普通本11000余部，为抢救和保存古籍及珍贵图书，对文化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先生家藏图书都4万余册，于解放初期全部捐献国家，受到人民政府文化部的褒奖。现有一部分书籍为北京图书馆所保存，另一部分则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
    先生除编纂《四明丛书》及编述《史学大纲》、《诸子大纲》外，尚撰有《诗史初稿》、《约园杂著》初集、续集、三集，《约园演讲集》等。抗战中，先生去蓉期间，遍游青城、乌龙及峨嵋山诸胜迹，所作之诗，辑为《游蜀草》，曾谓：“西蜀称雄都，古昔英豪建功立业，山林隐士，藏器待时，余韵流风，千载如昨!境之所触，因发为诗。”(《游蜀草·序》) 一面固然为了歌颂祖国河山的壮丽，而更重要的，意在激励国人，誓必协力同心，挞伐丑虏，光复国土。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1933年12月21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大举逮捕各大学学生，光华学生被捕者14人，我也以“共党嫌疑”被逮，先后囚禁于上海市公安局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先生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力保。先生更为营救我出狱，曾亲自驱车向吴铁城索人。
    先生对校内进步教授也加保护。1930年，光华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教育部竟饬令光华大学将罗隆基撤职。为此，先生于1931年1月19日函告国民政府，函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蹈此覆辙，人人自危！”当时当局原有“赦免政治犯”姿态，先生乃就题发挥：“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先生主持正义，不畏强暴，他的凛然正气，在光华师生中广为传颂。
    河汉江淮半涉身，文章典籍过吾春。
    颠狂世界无生我，艰险工夫事在人。
    今后士林肩任重，宜探根本见闻真。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
    这是先生生前最后所作七律二首之一，此诗可说是他一生的自我写照和对未来的向往。
    先生殁后，家人以干戈未靖，权厝于上海静安寺公墓。解放后，归葬于杭州留下玉屏山。该处是先生原营的生壙，名曰“约藏”，有先生自题二大字石刻，又有石刻对联。这些碑石在“文化大革命”时险遭破坏，幸经杭州大学历史系移运至杭大，得能保全至今。现在“约藏”及对联碑石，已由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移置“杭州碑林”，俾传诸千古。

                                                          (1986年7月)

                    
注释：
① 张寿镛《约园杂著续编·自序》：“回溯生平，一溺于词章，再溺于简牍，三溺于夸多斗靡，于是思幡然易辙，自号曰约园。”
② 见《编辑四明丛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