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宁波的“钱庄店倌”是有名的。从活跃市场，调剂金融的角度上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起过相当作用。因此，宁波的钱庄业曾盛极一时，宁波也出了几个有名的银钱业巨子。如果要回顾与研究宁波旧时的经济情况，就不可忽略了钱庄业。
钱庄的由来
相传宁波之有钱庄，始于清朝初期。当太平军进入宁波时，宁波已有好多家钱庄。当时以方钱为本位，流通于市。嗣后因墨西哥鹰洋流入渐多，即与银元（又称花边）同时使用。银元与方钱，每天的兑换率常变，随时视供需情况而定，一元银元换方钱八百、九百或一千文都有。市场上为求兑换率标准的统一，以大同南货店每天的挂牌作根据。太平军退出宁波后，因受战争影响，市面萧条，各行各业资金枯竭，周转不灵，呈瘫痪状态。后来由士绅陈鱼门提出建议，所有人欠欠人，一律暂以三三折支付，抑低了筹码作数，重整旗鼓发展贸易。钱庄业为图本身的发展，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开大洋拆（钱业计息中的一种专用名词），把存款利息提高到一分以上（即存一百元钱，每年有十余元利息）。高利招远客，从此钱庄存款骤增，于是逐步兴旺起来。各行各业依赖钱庄的贷款，也随之发展。
钱庄股东的背景
在宁波开设的钱庄，都有声望卓著的大老板做背景。较大的钱庄股东，有三七市董家、半浦郑家、镇海北乡十七房郑家、王家墩林家、洋墅徐家、桕树方方家、小港李家、仁成李家、腰带河头秦家、江东严家、湖西赵家。嗣后又有颜料帮周宗良等，都是钱庄业的大后台。这些声势煊赫的家族，都有雄厚的田产、商店和资金。他们开设钱庄吸收存款，进而利用所吸收的游资经营各种实业，投机发财致富。这些家族在好多家钱庄中都有股份，大都按钱庄招牌划分集团。如晋恒、鼎恒、复恒等钱庄，以腰带河头秦家股东为主体；信源，衍源、永源、五源等钱庄，以严家、赵家股东为主体；天益、元益等钱庄，以小港李家为大股东。有几家比较老的钱庄，如敦裕、瑞康、益康等，以方家股东为主。
大、小同行和“规元”交易
宁波钱庄分大同行、小同行和现兑行三种，统称银钱业。晚清与民国初年，我国开始有银行设立（按我国最早的银行为清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设立的商办中国通商银行，总行在上诲，宁波设有分行），但其股东成份，多属官僚，不若钱庄纯属商人兴办，故其声誉亦不及钱庄（以后多数银行以发行钞票取利）。宁波钱业的鼎盛时期，有大同行36家，小同行30余家，现兑庄40余家。大同行每家资本最低为6万元；小同行每家1万元到3万元左右；至于现兑庄资本，大小不一，有3000、5000的，甚至只有几百元的。
在我国币制废两改元以前，宁波已以“元”为本位，而上海则仍以“两”为本位。银元一元值银两为七钱二分。商家要到上海办货，携带现金不方便，因此就委托钱庄为他们购办“规元”。这样一来，在钱业中就出现了一个交易所性质的钱业公所。每天上午，各钱庄派出自己的代表，各自填写妤需要“规元”的数量和限定价格，到钱业公所去评议，确定买卖。所谓“规元”，就是规定当天甬洋与上海银两的比值。这种评盘形式，也叫场内交易。场内交易不敷之数，可继续向场外“伸手”，各庄代表以伸出的手掌正反面来表示买进和卖出。这种规元交易，市价随时不同，有时差距很大。但一经成交，无论吃亏多大，都要恪守信用，不能赖帐，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与这种规元交易并存的，是当地的现洋“升水”（一作“申水”）交易。例如有些商家一时需要现洋或多余现洋，就委托有交往的钱庄代为买卖，以现洋调换过帐筹码，就出现”升水”。有时候钱庄本身也进行现洋的买进卖出，从中牟利，并平衡供需。
钱庄业中的大同行，小同行与现兑庄，除资本上有所区别外，大同行可以参加“过帐”定名。全市36家即有36家招牌，给小同行及各行各业以“过帐”户名，向大同行每天相互过帐。如甲庄向乙庄收取若干，乙庄向甲庄收取若干，甲乙两庄收付轧过，甲庄应付乙庄余款若干，出庄单一张。每家庄单多缺，除在同业中自己转帐外，轧落部分归日司（即当天负责主办的值日钱庄），日司分化给其他各庄，轧平帐目。各钱庄每天轮流，天天如此。
钱业的极盛时期
各钱庄以吸收存款为主要业务。存款来源以股东存款较多。例如当时方家经营的瑞康钱庄，存款总额达200万元，股东存款约100万元，往来存款数十万元，零星存款数十万元。这些存款流动性不大，有的是封建祀产和公产。如迎风桥陈家“绵绵祀”在宁波各钱庄的存款就有10万元。加上宁波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每到年终，所谓“烟囱款”从外埠纷纷汇入，其数字甚大，都存入钱庄。因此宁波钱庄实力雄厚。以36家大同行统计，每家存款额少说以100万元计算，即达3600百万元。加上小同行和现兑庄，全行业的总存款总额当在五、六千万元左右。这是宁波钱庄业的极盛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从1913年一直到1934年，在这段时期工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钱庄盈利迅速增加，也是钱庄的黄金时代。）按当时粮食市价每石（150斤）7元计算，可购大米800百多万石。加上宁波各钱庄采用“过帐”制度，各商家与钱庄交往都用过帐簿，很少使用现金。因此各钱庄除在本市和各乡村经营贷放业务外，也以其多余资金，向省内的杭州、温州、绍兴、金华及省外的上海、汉口、天津、营口等城市放款。光是上海一地，放款额就曾高达二三千万两白银之巨。这种贷款，称“放银盘”，系长期贷款性质。
宁波的钱庄组织，一般为合伙集股制。有名望的股东，作为企业的出面人，有占一股的，有占全部股份四分之一、四分之二股的，其余属不出面而无声望的殷实股东，即所谓隐名合伙。多数钱庄设有经理、协理（副手）、襄理（三肩），下分里帐、外帐、放帐、信房（负责往来信札）。一般大同行有20余名成员，小同行和现兑庄至少也有10余名，方能应付业务。职工中每家有四五名练习生。这些练习生都是股东介绍来的，普通人很难进入钱庄，经理大权在握，有盈利一般按三年一次分红，或作16股、17股分红。除股东10股外，经理至少可得一股，其余分给各职员。经理一般月薪约50元，其他职工按例递减。股东平时对业务不大过问，年终结帐后，于正月初头由经理向股东呈交“红单”。股东查阅“红单”后，视那一家盈利最多，当“岁饭”时，就请这家经理坐首席，股东亲自执壶斟酒．以示勖勉。
“过帐”制度
宁波钱庄业的最大特点，是采用“过帐”制度。各行各业与钱庄交往，通过“过帐”方式进行，用不到观金。这种制度的好处是有利于发展信贷，做活生意，手续方便。在我国设立银行以前，用“过帐”方式从事商业活动，还是宁波钱业界首创的。说得具体一些，就是钱业中的大同行以“过帐簿”发给客户使用（客户有商店和个人），客户在收付款时，告诉货主自己交往的是哪一家钱庄，双方即将货款总值与往来的钱庄户名载入簿内，俟傍晚时各自将过帐簿交到往来的大同行钱庄内，钱庄将客户过帐簿所列的收付款分别抄入“过帐”各钱庄名下，次晨由各钱庄自行对帐无误，分别在各客户过帐簿中加盖图章，表示已入帐完毕，由客户派人领回。这是指大同行钱庄之间的交往。如果客户与小同行钱庄往来，则由小同行钱庄事先告诉客户本庄是与某一个大同行钱庄交往的，过帐时应说明这一大同行钱庄名号。各小同行钱庄和现兑行庄在傍晚收下客户过帐簿后，把帐目转抄入与自己有往来的钱庄过帐簿内，送给各自往来的大同行钱庄，次晨也专派学徒去收回来，再分别在客户的簿内加盖记帐图章，表示核实无误。
此外，钱庄还用一种“存摺”，给客户使用。客户如需支款或存款，可凭摺收付。对外埠或乡间客户，则用三联票方式往来，客户与钱庄各有存根。客户在解付货款或其他用途时，就可开给这种联票。出票人在票头上写明“祈发”、“即发”或“即付”字样。持票人拿到这种联票，要先到钱庄“注票”。钱庄根据该票的记号，分别予以处理。如票头是“祈发”，则在票上注明支付日期，并在票根上注明数字与日期，交持票人拿回去，不是当即付给现金。一般可延期半个月始予付给，俟日期来到再来取，钱庄在该票上加圈收回，并注明收票的往来钱庄牌号。这样，持票人就毋须再向该庄另取其它凭证。入晚，各自转入过帐簿中。如联票上写的是“即发”两宇，则在该票上加注付款日期，一般为三天，如票头写的是“即付现洋”字样，即当场付以现金了结。
不论领用过帐簿往来或联票往来的客户，多数都规定其透支限额，在限额内可由客户自由运用。例如今天向钱庄透支，明天即可以将营业货款收入解进钱庄，由欠反存。每天都得计算毛利，存按存息，欠按欠息，这就给客户许多方便，既不必临时向钱庄借贷，来日反存也不致在利息上吃亏。而现兑钱庄，除经营存放业务外，以银元、银角子收付为主要业务。一般现兑庄，早晚派人到各业门市商店去收取现洋、银角，在市场上（钱业公所）出卖，从升水中牟利。
钱庄的利息计算常有变动，从存、欠息计算的高低差中取利。例如：每一千元日存利息为二角五分；向钱庄透支（即欠款）每千元需日息三角七分半，比存息高出一角二分半。
“链条帮”的瓦解
宁波各大同行钱庄，内部相互之间虽也有倾轧，如争夺存款对象，争夺有门路的放帐先生（跑街）等等，但对外则团结一致，口径统一，从而操纵了整个金融业。这就是所谓“链条帮”。宁波钱业的这种“链条帮”，由来已久，牢不可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链条帮”才被拆散。当时因战争关系，原由德国输入的颜料断档，经营颜料业的商帮大大哄抬他们存货价格，一时大发其财。他们将巨额货款陆续存入宁波各钱庄，后来又想把这笔款汇到上海去。因为数目很大，各钱庄都十分眼红，于是就操纵市场，抬高规元（最高时抬高至160元）。颜料帮想把款子汇到上海去，损失就很大。这样一来，双方开展剧烈的斗争。钱业方面，以陈子煊等为代表进行策划；颜料业方面，以周宗良为代表，双方进行控制与反控制（即平定现升）的斗争。周宗良为了与钱业中的旧势力相抗衡，在1916年就开设了恒孚钱庄，再由林斗南在当时的《时事公报》上发表“平现升”的文章，制造舆论，猛烈抨击钱业中提高规元的垄断作法。周宗良又根据宁波老“庄书”中“有现解现，无现听拆”一语，来挤压老钱庄的固有作法。他将恒孚钱庄的“多单”开为五角洋拆。即；向恒孚钱庄拆去的单子，每千元要付给五角钱一天的利息，较同行中规定的为高。由于恒孚资力雄厚，是多单户，有些缺单户钱庄，为了轧平头寸，不得不仰仗于他，恒孚就用这种办法，迫使其它钱庄就范。当时有些钱庄，其实力原较恒孚为强；但由于生意做得过大，造成缺单现象。为了顾全面子，他们虽从上海装运来大批现洋（每箱银元5000元），放在宁波江北岸外滩，显示实力，而周宗良仍在《时事公报》上每天公布每家钱庄多缺单情况，使这些缺单钱庄出尽洋相。这样一来，缺单户在面子上不光彩，老钱庄内部发生动摇分裂，有好几家就向恒孚靠拢，与之联络。从此，“链条帮”被拆散，瓦解了垄断局面。现水逐步平定，规元下降。周宗良获得了胜利。
金融风潮
1935年，宁波发生了一次金融风潮。这次金融风潮的起因，传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主要原因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上海等地工商业大批倒闭。宁波的钱业向以余款贷放上海等各大城市，于是就影响到宁波钱庄的信用，存户纷纷提款，发生了金融风潮。在宁波，特别是赵家、严家两大资本集团，由于事业扩大得太多，力量不足，他们所开设的钱庄，经常出现缺单，影响信誉，同业之间不大肯拆单子给他们所设的钱庄，由此引起不稳。这几家钱庄内部的放帐人员，也常把由他们经手拉来的存款，转移到别的钱庄，弄得缺单越来越多，捉襟见肘，应付困难，各股东一时又不能筹集大量贷款。消息外传，提存之风加剧。先从信源钱庄开始，因缺单无法轧平而倒闭。继则波及所有“源”字号钱庄，如五源、衍源、永源、泰源。于是造成连锁反应，宁波所有的钱庄都受到影响。是年七八两个月内，共倒闭大同行信源等12家，小同行宝源等19家，现兑庄兴源等9家。一时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在钱庄有存款者，究不知何家可靠，纷纷提存；倒闭的钱庄存户，拿不到存款，大哭大闹。据《鄞县通志》载：“综计坏帐，本埠以药行方面占多数，约100万元以上；而舟山、沈家门、石浦等处之渔栈放款，一时未能收回者亦占百余万元。”在地域上，“衍源于金华、兰溪上江滥帐居多，泰生以余姚帮居多；裕源以本地坏帐居多，源康则以舟山、沈家门居多。”较有实力的钱庄，如敦裕、益康、瑞康、天益、元益、恒孚等，都由股东垫入大量款子，以平定人心，得以幸存。这次金融风潮，倒闭的钱庄占总数40%以上。影响所及，宁波工商业普遍出现衰退情况：药行业几乎全部搁浅，64户药行中倒闭40户；其它各业也都缩小经营范围，棉布业批发业务地区收缩到宁属各县，棉布月销从18万匹锐减至9万匹。当时有一家“怡园”茶室，每天把倒闭的钱庄存款打折扣买来，又通过掮客，向透支户催索欠款归还给倒闭的钱庄，而以买来的存款去转帐，从中获得厚利。钱庄业受此打击后，信用扫地，幸存下来的钱庄，都缩小范围，稳健经营。从此大量的民间存款，开始转入银行，特别是中国、交通、农民3家银行。本来银行存款不多，经过这次金融风潮，给银行造成增加存款的大好机会。嗣后，上海方面“废两改元”，从前的规元交易，改为申洋交易，伸缩性不大。不若规元交易之有利可图，因此宁波的钱业也就一落千丈了。
昙花一现的复苏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杭甬铁路破坏，沪甬之间的交通，依赖海上航路。长沙、重庆等处的内地客商，以及国民党部队的军需物资，都集中到宁波来采购。而宁波本埠的物资有限，大部份物资都要从上海运来。由于上海物资受日寇的禁运，偷运物资来甬的轮船，都悬挂美、德、意等国家的旗号，以免受日寇的扣查。后来因镇海口封港，沪甬航轮只能停靠在镇海口外或转泊石浦、庵东等地转运。其时内地客户麇集宁波办货，宁波市场顿呈畸形繁荣。各户要在上海办货，纷纷要宁波的钱业界替他们汇款；而当时中、中、交、农等国营银行，不与敌占区通汇，不做沪甬汇款。曾受金融风潮打击的宁波钱庄业，犹如惊弓之鸟，稳健保守，也害怕做此等生意。这时，那些倒闭的钱庄职员，多数仍在等待职业，就相互凑合资金，开设小型钱庄，专营沪甬间的汇款业务，一时如雨后春笋，其中尤以志鸿钱庄为首屈一指，业务之大，凌驾同业，汇率高低，左右于市场。其经营方式，是在上海设立申庄，并派职员常驻绍兴，套取绍兴酒业与锡箔业运沪货款，又利用船员夹带钞票赴沪，在上海储备了大量现款，以满足上海用途客户的需要。当时客户中以棉布、卷烟业营业为最大；其次是百货、五金等业。因白天有敌机空袭，商贾活动都在夜间进行。各钱庄为了安全起见，都把每夜的库存现钞，存入国家银行，如是达3年之久。这可算是宁波钱业的复苏时期。
1941年4月19月宁波沦陷，国家银行内迁，各钱庄在银行的存款，都遭冻结。宁波所有钱庄，不得已都停业观望。沪甬交通同时一度阻绝。在上海经商的宁波人，其家属大多留居宁波，由于原有来往钱庄停业，汇兑无门，也无法接济家用款项。在此困难时刻，由元和钱庄首创，接收沪甬家用款项，每天限额收接。一时门庭若市，汇款人彻夜排队，争向上海元和申庄付汇，该庄收取手续费每100元为2元，汇款人还是十分感激，真是名利双收。
由于元和首创，同业之间也陆续效尤，先后复业，专营沪甬汇款。当时开设的钱庄，必须向汪伪财政部登记，总共有20多家。各钱庄相互竞争，纷纷登报招徕顾客，有送现款到家的，有专人送乡解付的，报纸上广告成幅。鉴于沪甬汇款收入不多，元和钱庄又把业务转移到承办内地汇款方面去。因国家银行内迁，在本市的存户无法支取存款，元和钱庄就专收这些银行的存摺与存单，存户折价先向元和钱庄支款，把存摺存单交予该庄，该庄则设法向内地的有关银行支取。嗣后，该庄又经营内地汇款业务，近至宁海、温州，远至衡阳、桂林、重庆，都设有分庄，收受来往汇款。一时业务十分活跃，其他同业无法与之竞争。
没落与淘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规定，凡在日伪控制期间开设的钱庄，一律不准营业，因抗日而停止的钱庄则可以复业。所以其时能正式营业的钱庄没有几家。有一段时间，出现了挖买旧有钱庄招牌之风，出卖的以现兑庄招牌居多。但当时全宁波钱庄，也只有20余家，其经营范围也大不如前。究其原因，一是信用不如过去，存款不多；二是国家银行复业后，业务扩大，以大压小，与钱庄竞争；三是通货恶性膨胀，币值贬低，钱庄业大都投入黄金买卖，囤积棉纱，以保持企业资金；四是受棉纱投机市场冲击，汇款业务大大减少，存放业务仅以每天拆放为主，所以即使是一些比较稳健的钱庄，也只能惨淡维持；置身于投机纱市场买卖的钱庄，也多数亏损，难以营业。有一家叫志裕的钱庄，经理既好赌又搞投机，结果停业倒闭。幸亏此家存户不多，影响不大。解放前夕，绝大多数钱庄鉴于时局动荡，自动遣散职员了结。
解放之初，钱庄业者正处于徬徨观望之际，人民政府颁布有关私营金融业的开设条例，规定凡开设钱庄者最低资本为2500万元（即现在2500百元），报领执照。各钱庄考虑到资本限额虽不大，但在共产党领导下是否有利可图，心存疑虑，因此向财政部申请登记而批准开业的，不到20家钱庄。在此期间，政府一方面取缔金银投机买卖，一方面加强对钱庄业的监督领导，各钱庄负责人思想动摇，纷纷申请歇业。加上蒋机对宁波市狂轰滥炸，1949年9月20日一场炸后大火，宁波的精华江厦街被夷为一片平地，钱庄业损失尤重。因此，申请并批准歇业的有天益、元益、祥康成、铭记等十余家，剩下晋祥、晋恒、慎康、通源、立信等五家钱庄，除晋祥业务正常有盈余外，其余四家也都曾申请歇业，未获批准，业务则难以开展，月月亏损。“五反”运动后，人民银行劝说这五家钱庄组成合营的宁波钱庄，资本为五万元，已集资半数，终因股东意见分歧及消极畏难再度分散资金而作罢，1953年由人民银行批准歇业。从此钱庄业成了历史陈迹。五家钱庄职工，除一部分由人民银行接收外，其余劳资双方转业入人丰布厂。
（宁波工商联史料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