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地方部队中人员。他曾被日军所俘，关押于宁波日军宪兵队及东警备队（江东严康懋房子）60余天，被判处死刑待决。后来侥幸利用机会冲出敌人牢狱，脱离危险。本文所记是他的亲历经过。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宁波日军“宪兵队”及“东警备队”一些真相及其残害我军民情况。
被俘经过
1942年时，宁波已沦陷，国民党政府机关内移宁海，宁波警察总队也由兼总队长俞济民率领驻扎于宁海—带，命所属一、二支队进驻鄞县东南乡游击区。其时我在第二支队于凤园部担任少校参谋。这年1月31日（农历还是辛巳年十二月十九），深夜我从童家岙支队部开完会，回童夏家中队部时，日寇已在夜间摸过童夏家到上周岙之间。我不明情况，于细雨濛濛中带着一个无战斗力的便衣老年勤务兵走到鄞奉交界的菩提岭，在岭路上黑暗中行进时，背部猝遭一把日兵刺刀刺伤，接着就窜出一群埋伏的日寇，达五六十个。我措手不及，和老勤务兵同时被俘。由敌人押着经上周岙向童家岙塘头街方向循溪坑石子路而下。在童家岙村口的丁字路上，支队部岗哨曾与敌军有过小接触，两个岗哨都被打死。
押解敌营
日寇队伍走到邹溪路上，止步暂歇。细雨未停，天尚未亮，敌队长拿出一张鄞县地图，用手电灯照看。看后用地图纸卷成喇叭筒形，套上手电灯，朝韩岭方向探照，对方即有灯光回示。就在这个地方坐等天亮之时，大嵩方面我第一支队派两个老百姓送情报到童家岙第二支队，也是同我一样遭遇，不知不觉撞进虎口来了。敌人从他们身上一搜，搜出了情报，自然也把他们扣住，于是连我在内被俘者增至四个。天亮后，日寇继续向大嵩进发。到达大嵩西城门时，那里已有从象山港登陆的日寇站岗。经过一番联系，这队日军不进大嵩城，转往咸祥，下午才折回大嵩城隍庙内烤火。我们双手被反绑着，用绳系在大殿屋柱上，被俘的难友又多了两个，是下水乡的情报员，到方轿庙游击队送信，他们到达方桥庙时，天还未亮，这庙已被日军占据，门口站了日军岗哨，两人因天黑视线模糊，直走到日军面前才知道，已来不及逃避，也被俘了。这天半夜时分，我们六个被俘者被押送出东门，至关头渡大嵩江下汽艇。渡头有石阶，汽艇不能靠岸，尚须涉水一段。这汽艇是装运日军副食品来的，东西已由民夫起上。汽艇上有“鳖壳”盖住，只有一个小窗洞可进出，日寇叫民夫把我们背负到艇边，艇上日军抓起我们反绑的手和衣须，一个个塞进洞去。我们被这样丢进去，头部碰着船底，都碰得鼻青眼肿。有一个年龄比我大一些的大嵩人叫史有福的，放声大哭起来，说：“现在要被装到东洋去了，不能做人了!”我说：“不要哭，抗日总是要死人的。你不肯死，我不肯死，那一个难道该死!不过你们是老百姓，只是代送情报，不是正式游击队。日本人来问时，我会替你们解释的。”过了一会，一个日本人来了，我就对他说：“我是游击队，他们都是老百姓，替游击队送情报，是被迫的。我们有枪，他们如不肯送，就会被我们打死的。”这个日本人听了，点点头，没有说话，微笑着走了。当时史有福揩揩眼泪，不哭了，说：“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是亲生父母也没办法救了。”
后来，小汽艇从大嵩江开出象山港，果真只把我一人送上兵舰，其余五人（连跟我的那个便衣老勤务兵）都未上兵舰。后来知道他们被押送到奉化江口去修筑公路，不到一个月，都逃回家。
日军贪小
这艘兵舰是运输舰，一门炮也没有，里面只少数几支步枪。我被押上军舰后，有个舰长模样的日本军官，曾经把我叫去谈话。他问了我的职务、部队编制及人数等等，我答了几句。那个军官叫敌兵把我反绑双手的绳子松去，我才觉得舒服一些，手好活动了，只是腰部反觉有点痛起来，这时又走来一个军医模样的日寇，企图向我做思想工作，说：“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同文同种。英国人美国人对中国不怀好心，日本人好，是真正帮助中国的。日本、中国应当亲善，联合起来打白种人。蒋介石要抗日，就是不好。”我回答说：“是你们先侵略，我们才不得不抵抗。你们拿着枪炮打死我们中国人，怎么能说是来帮我们呢?”这样辩论了一番，他理屈词穷，只好竖起一个大姆指对我说：“中国人个个像你一样，中国就了不起。”我说；“我被你们俘来，是个最没用的人。除了我，我们中国有许多许多了不起的人。”他连说：“好!好!”去了不久，拿来一杯牛奶和一块麦糕给我吃，笑嘻嘻地对我说：“我看你有绒线衣两件，我一件也没有，好不好送我一件?”我说：“现在天气还冷，你要绒线衣的话，随便拿你的衣服给我掉一件吧!”他说；“我的都是军用品，你不能穿!”那时我想，我什么时候死都不晓得，随便他们算了。便脱下一件咖啡色绒线背心给他，他把绒线背心塞进军大衣内走了。
进宪兵队
以后军舰开到柴桥，停了一夜。这里原驻有“游击队”霍中柱部，这时已投降日寇了。天明后，再用小汽艇载我进镇海口，到宁波江北岸的青年会上岸。这里设有日寇的“宪兵江北队”，派了一名宪兵把我押送到开明街的日寇“宁波宪兵队”。
在宪兵队讯问肘，我一摸背上有血，那个讯问的日本人看了我的伤处，就叫一个宪兵开三轮马达克把我送到设在效实中学的“西警备队”，由一个军医替我敷伤，以后宪兵队又派宪兵陪我去苍水街光裕里“宁波地区警备队”医治。起初每天一次，后来隔几天一次，中间还曾开刀动过手术。
在宪兵队，起初关在一个大间里，同室难友约有20人。这种大间囚室共有东、西两间。两个大间中间，日夜有两个日本宪兵轮流值班烤火监守。另外，天井旁有二小间，每间只可关一二人。我在开刀以后，住到小间，特许白天可以睡觉。这个小间里面已关着一人，是鄞西望春乡乡长，日军去搜捕游击队未获，把他捉来的。我一进小间，见地板角落放着一个已经咬过两三口的拳头一样大的冷饭团，乡长说这是前两天他刚被捕来时吃不下去放置的，你要吃就吃吧! 我捞起饭团一口气吃到只剩两三口时，才觉到有一股酸气，但还不肯放弃，继续把这两三口吃个精光。这个乡长头两天亦曾有一、二次吃不下饭团，剩下一点给我吃。但五、六天以后，他说一天两个饭团感到不够吃了；十天以后，他有一次饿得慌了，环顾小小囚室，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甚至说：“如果马桶里的屎可吃，我也要吃。”当时栅档外有一个茶桶，茶水已光，只残剩一些茶叶，他就伸手出去掏了一罐茶叶，大口吃下去了。两星期以后，这个乡长家属化了许多钞票买通汉奸翻译等人，在日本人面前说好话，才释放。此后小间里只有我一个人了。
日寇酷刑
在宪兵队里，我亲眼看到许多难友受到日寇惨无人道的虐待。
日寇规定：大囚室里被囚的人，白天只好打佛坐，不许睡倒或靠壁，不许谈话，否则就要挨打。有一次有两人讲话，被日寇听见，就叫讲话的人把手伸出栅外，叫他两手向上持一木棍，棍上系一条绳，下面吊着一块大石头，擎着不许放下来着地，如着地就要挨毒打；打过再举，着地再打，直到他不要打了为止。这还算是轻刑，重的就要开进木栅门，拿着插进钥匙的大牢铁锁，向被囚者头部乱敲，敲得头破血流，甚至连铁锁外面凸出的钥匙尾巴陷进头顶，血流如注，惨不忍睹。有一次捉来一个年轻的游击队员，因是冬天，日寇把他身子浸在一口冰冷的水缸里，水满两肩，头出水面，肩胛上横压着一根木棍，一端伸出缸外，挂上一只煤油箱。如果人站起来，木棍上翘，油箱落地，日军听到声音，就赶来毒打。那个年轻游击队员忍不住寒冷，连连哭叫：“嗬唷，冻死了!”日寇后来又拿一块破棉絮覆盖在他头上，用面盆舀冷水猛浇，浇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放出水缸，人已经半死了。
敌宪兵队牢内生活是这样的：每人每天只吃两餐，上午9时一餐，下午3时左右一餐，每餐给麦饭团一个，是整粒麦子与米混和煮成。每团像拳头一样大小，外面撒一些盐粒，用两手捧食，吃完两手一搓了事。
我在敌宪兵队里被关了约50多天，被审问过很多次。据说审问者有日军特高科长等，都穿便衣或长衫，也有穿西装带眼镜的汉奸。我被捕时是穿的军装，佩有第二支队少校参谋符号，敌人似乎很想利用我，对待我比较客气，每次审问时都带到楼上，像座谈一样，叫我写个人经历，写俞部编制，我都写了。不过我采取一个办法，就是把俞部实力写得扩大化，以张声势。后来敌人看到劝降无效，在我伤势将要收口时，判我死刑，被俘时的符号等都放在我的衣袋，于1942年4月1日，解送江东严康懋房子敌“东警备队”去执行。
“东警备队”
关进“东警备队”的当天，我吃了一点苦头。进去后，去了铐，敌人把我反拗双臂，用绳手紧紧绑缚，用力上拎多次，继则拳打脚踢，两臂顿时肿起，疼痛难忍。我向日寇队长要求赶快给我“死拉”“死拉”，他向我看了一下，笑着说：“哦!参谋少佐（少校），死拉死拉好来西格!”他走后，叫来一个敌兵，把绑我的绳子解开，关进牢房。从进牢的第一天到第三天，每天还有比拳头还小的一团饭可吃。第四天以后，干脆一团也不给吃了，饿得头晕眼花，后来连站起来小便的力气都没有了。同牢的人，每个人的眼睛都变做一条线了，因为张大一些的力气也没有了。
这个牢房，进大门后共有三间房子，一间是日军寝室，第二间是值班室，第三间就是我们的囚室，约12平方，关了17个人，我关进去后是第18个。5日夜里看到有日军开出去，穿便衣的在前（也有穿长衫的），穿军装的在后。6日回来，又捉来了18个人，和我们关在一起，据说是在高钱乡被捕，罪名是“组织游击队”。他们口很渴，向敌军讨茶吃，因这批人身边有钱，一瓶水给5元钱，那天吃了十多瓶。次日（7日上午）有5人被拉出去拷打，还用刺刀戳，二人当场刺死了，其余三人也已半死，仍旧关回牢内，有口吐鲜血，有头角刺破，并且告诉我们，日军说过，明天统统的死拉，死拉! 大家听了情绪紧张。有一次一个姓张翻译在门口走过，里面有一个人向他求情，张翻译说：“我也是中国人，虽吃东洋人的饭，好帮你们也会帮。但人太多了，无法可想。”也有人向他讨饭吃。张说：“老实告诉你们，走进东警备队，就是进了阎王地狱。这里只有活人进，没有死尸出（据说尸首都埋在后院内，并用药水浇过），你们也不必讨饭了。”大家听了，都认定明天定是死期到了。
死里逃生
我抓住这两个刺激因素，乘机鼓动大家：“现在只有想法冲出这个牢狱，否则34人明天全部要被杀了!我们与其被敌人活活刺死，不如拚命冲一冲。”我说了这话，全室34人，33个赞成，只有一人蹲在角落里不响。
大家思想一致了，但怎样才能冲出这个牢狱呢?我仔细观察，这房子是老式洋房，房门里外装有一对握手的磁球，弹簧已坏了，只剩一根轴心穿连螺丝，外面用铅丝绕结，加上铁锁锁牢。我一想，如果把轴心的螺丝旋出，里面一个磁球脱出，这个门就可打开。但是没有旋凿，怎么办?大家东寻西找，竟找着一枚五寸元钉。我问谁能把这元钉磨成旋凿？一个年青力壮的难友自告奋勇，拿了去往石板地上尽力磨，可是磨了许多时候，仍旧是尖尖的，怎么也磨不扁，磨不平。天暗了，7时、8时过去了，日军一队出去洗浴，到9时多才回来。牢狱内日军的门岗制度是：站岗和值班一共三个人。站门岗的下来，进第一间睡觉；起来后上第二间值班，带管第三间囚室，那个换下的值班寇兵就去大门站岗。这样的日夜轮流每小时调换一次，三天之后则另调三个。我们的囚室钥匙，是由中间值班室寇兵所掌握。外面大门有双道，里道是铅皮门，外道是铁栅门。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十时了，除值班、站门岗的以外，其余日寇都已入寝。站门岗的寇兵把西边的一扇铁栅门移拢，出入只剩东边一半了。我们还没有想出打开室门的办法，心急如焚。后来我想，我们自己开不了门，还是叫敌人来开吧! 于是教几个人装作讨茶吃，叫喊：“东洋先生，屋却心交心交!”“东洋先生，屋却心交心交!”（意思是买茶水）那个值班寇兵听到了，回答：“夜里不行（读Xing），屋却心交心交夜里不行!”我们还是大声再叫：“屋却心交心交!”“屋却没有，阿拉杀冷棚!”寇兵回说：“大大先生听到，哗拉哗拉不行啊!”我对大家说，不行也要他行，我们偏偏大声叫喊，引他生气，他会来打我们，来打必先开门，我们就好达到目的。于是大家继续喊叫。谁知这个值班寇兵索性不理了。这一计又不成。怎么办呢?老话说，情急智生。我忽然想到，寇兵平时非常贪财，难友们常用钞票向值班寇兵买茶吃，可利用这一弱点再试一试。于是叫大家改喊：“东洋先生，屋却心交心交，金票古光古光!”真灵! 两句喊过，这个寇兵的心打动了，他先“唔”了一声，然后说：“小小金票不行啊!”因为白天最后向他买一瓶茶，我们只给一元钞票，他很不满意，所以说这句话。我们针对他的贪财思想，说“大大金票，大大的有。”那个值班寇兵听了，踱过来看，我叫大家把身上5元、10元钞票都拿出来，贴在玻璃窗上，寇兵一看心喜，又是“唔!唔!”的哼了两声，表示同意了，踱回值班室拿钥匙。我们听到他拉开桌子抽屉的声音，听到他抓起一串钥匙放在桌上，推进抽屉，再捞起钥匙，“笃、笃、笃”皮鞋脚声走了过来。这时四周寂静，我们对寇兵的一举一动，听得清清楚楚，室内空气显得万分紧张。我们作好布置：选出八名身强力壮的难友打先锋，门后留出空隙，人都挤在另一角，一部分人讨茶吃，一部分人装睡觉，大打其鼾声。我们的心都在跳，血在沸腾；但又都屏住气息，等候值班寇兵的到来。果然，寇兵走到门口了，听到他把钥匙插进锁孔，“啪”的一声开了弹簧，他一手握着磁球，慢慢把门推开一点点，一手伸进来接钞票。我们拿钞票的人，故意把身子蹲得很低，使他不得不把头往下看。同时虽装着给钞票的样子，却又故意不让他到手，引他深入，使门越开越大。寇兵捞不到钞票，抬头一看，我们许多只手都在拉门，不由得吓慌了，忙想关门。这时，我看到门口有一块豆腐底板，就抓起来作武器，向他头顶猛力一敲。他不防有此一击，立即倒于地上，牢门得以大开。当我冲出牢门时，看见墙壁上挂钟，时间是10时55分。走廊中有自行车数辆，都被我们一齐冲倒。我们冲向大门时，门岗跳进来，想关拢铅皮大门。我们立即把他层层包围，他吓破胆，想喊叫却叫不出声来，只是“呜呜”响着。那时，我们有的向他夺枪，有的对他猛打，大多数人把大门拥塞住了，越是想争先出门，越是出不快。好不容易一批一批涌了出去，约经一分多钟，才全部逃出“东警备队”。
我是第二批冲出的。事后据说，约半小时后，“东警备队”内的寇军才全副武装出动，各街道戒严搜查。
我冲出后，从大河路向下乡公路上跑。天黑，路面看不清楚，到转弯处，我竟跑越公路翻进了水田。那时口渴肚饿，连忙捧水吃饱一肚，两眼才能张大，跑路的力气也足了，一股劲往公路上跑。不多一会，遇到断桥，前面几个在逃难友下河泅水过去了，可是我不识水，虽然也下了河，一到水没肩胛时，脚还触不着河底，心里怕了，只好仍旧爬上岸来，沿着横河，转入大河路往乡下方向逃。后来到了一处高洞石桥，桥脚下停了一只小船，有人在摸蛳螺。我问：“老阿哥，这是啥地方?”回答是绍兴口音；“七里垫。”哦，已经出宁波七里了!我知道如沿大河路直去五乡碶，那里有伪警，还是过桥往田野路走安全，乃过桥而走。不多时，电光闪闪，雷雨大作，骤雨淋身，竟感到舒服极了。因为雨越大，日寇不会来追，更安全了。下雷雨时，天色墨黑，路径难辨，曾又跌入河里，爬上再走，凭借一闪一闪的电光认路，停停走走，直到雨止，才得顺利前进。
天亮时，我逃到了殷家湾，遇到一个熟人，得他帮助，雇船过东钱湖到下水，回到家乡大嵩。见到老母亲，共庆再生，真是悲喜交集。那时已是4月8日下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