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虚龄94岁，生于前清(光绪18年，公元1892  年)，历经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是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北伐之后，又生政变。风雨晦冥，国势竭蹶；外侮侵凌，无时或已。抗战兴起，全民奋袂同  仇。胜利之日，指望举国团结，共图民族振兴大计。而当时之南京政权一意孤行，推翻政治协商决议，因而又有三年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方睹天日重光。综此半生，随时随处，险象环生，危机四伏。我作为一个工商业者，可说是从激浪逆流中挣扎着过来的。于今得享天年矣！目击中华民族振兴繁荣，回想往事，心潮难宁。爰凭记忆所及，缕述已往从事工商业生涯数端，以供史料。  

    立业始于勤俭

    我家在镇海县俞范村。曾祖曾任江苏省松江府知府。祖父虽出身书香门第，因体弱多病，无意仕进，家道中落。到父亲时，行医为生。我出生于1892年，由于家境并非富裕，只读过七年私塾。在15岁时，即经人介绍入宁波咸恒钱庄学业。满师以后，当上该庄账房。至25岁那年，担任元德钱庄经理；30岁任元益钱庄经理。40岁以后，兼任中国垦业银行宁波分行经理、和丰纱厂常务董事。天益钱庄总经理。五十四岁后，兼任和丰纱厂总经理。先后投资范围除金融业和棉纱业外，尚有太丰面粉厂，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宁波冷藏公司，慎生、东昇、万成、正大四家鱼行和董生阳南北货店及余姚元泰当、宁海聚成当等，兼任天一、四明、国际三家保险公司经理，四明银行经理，浙东银行与两浙银行常务董事，还担任过宁波的银行、钱庄、纱厂业三十个同业公会理事长，宁波商会会长。曾当上国民党政府的“国大”代表。
    我从小在家庭中就受到勤劳、谨慎的教育。当了学徒后，对店内杂务和清洁卫生工作，都主动、积极地做好；并专心学习，尊重师友，上下关系都很好，获得师友们的帮助、爱护。生活节俭，用钱有打算。这对我以后能立足社会、兴办事业有很大关系。这里举一个例子：我做学徒时，在春夏之交，日长夜短，每当下午常会感到肚饿。师友们纷纷去买点心吃，我却要看看钟点再说。如果此时离吃晚饭尚有一点多钟，才去买一个大饼来充饥，也舍不得夹油条；要是距吃饭时间已不到一个钟头，就连这个大饼也不吃，喝一杯白开水算了。中年时在事业上稍有成就后，每次到上海去，坐的还是普通舱。一直到40岁那年，才开始吸烟。我之所以注重俭朴，一是要把资金尽量投放到事业中去，二是有着瞻前防后思想，感到人生道路上变故莫测，留有余地，免得被人奚落。

    “五四”新潮

    我家有一位亲戚，名李善祥(就是后来在东北沈阳办苹果园，人民解放军经过该园不吃一个苹果，受到毛主席赞扬那件事的主人)。他年轻有为，立志革新，经常和我在一起．对我思想影响极大。“五四”运动以后，我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高涨，抵制日货运动汹涌澎湃。当时宁波商界中一些以经营日货牟利的商号，其店中日货先后被爱国学生和“救国十人团”查获，或焚毁，或没收。我时为元德钱庄经理，受爱国运动的激发，积极参加抵制日货行列，搜查日货。在抵制外货倾销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要强国富民，必须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振兴实业，挽回利权，更是当务之急。当时我国的民族工业还处在幼芽状态。以宁波为例，从1887年创办通久源轧花厂开始，到1921年的三十四年中，现代工业企业还只有39家，而且规模小，资金有限，根本难与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相抗衡。在外货倾销日益迅猛的形势下，仅有的这几家民族工业，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外，其余时间，无不受到帝国主义国家摧残倾轧，弄得奄奄一息。“五四”运动后，掀起了反帝爱国高潮，使用国货成了人们的自觉行动。以后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市场上呈现暂时的景气。那时我担任着宁波数家钱庄经理，因有历年来的红利收入，加上以前收进的一部分公债得以兑现，从而积累了一笔从事工商业的资金。1931年，我开始兼任中国垦业银行宁波分行经理，接着又担任和丰纱厂常务董事和经理，从此开始把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工业上来。 
    对和丰纱厂的整顿

    1932年，和丰纱厂要我担任经理。在此之前，由于日本纱厂抑低纱价在我国市场竞销，使我国的民族纺织工业受到严重损失。和丰纱厂也因花贵纱贱，每生产一件棉纱就要亏本30元。在半年之中亏本达44万元之巨，濒临破产边缘，故不得不进行改组。我在这样的困难局面下接办该厂，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我采取两手措施：一是先解决燃眉之急，以厂基向银行抵押借了一笔款项，使经济上不致搁浅。二是着手整顿和丰广的内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
    当时，和丰厂的内部管理十分混乱，支出浩繁，浪费严重。经营人员又不能掌握市场动态，没有用新的方法来管理生产和掌握市场，陋弊极多。比如厂内的用煤与五金物料，是讲交情购买的，有关的管理人员与那一家燃料或五金行有交情，不管价钱高低，也不管货物好坏就购了进来，吃亏的是工厂，好处是他们个人。我看出毛病后，规定以后买物料，采取投标方式，谁的价格合算，质量不错，就向谁购买，从而堵塞了这一漏洞。又如厂内的电工、木工和其他修理工，许多管理人员可以随意使唤他们到自己家内干活，不仅不付工费，甚至连物料也是用厂内的。我接办后，在董事会中提出，禁止私人使唤厂内修理工，不卖面孔，一切公事公办。   
    厂内的工资制度极不合理：一个女工辛辛苦苦，每月工资收入却不到十元，而管理人员的工资很高，例如经理的月工资就有600元，相当于五六十名普通工人的工资。我当了经理后，主动把自己的工资改定为260元。经理的工资减低了，其他管理人员自然也只好相应降低。他们虽有意见或不满，但因我作出表率，也不好借题发挥。
    为使和丰沙厂出品的棉纱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必须提高质量，做出牌子，树立声誉。因此，我与厂内技术人员共同研究，生产了一只以“荷蜂”图样作商标的棉纱产品，质量优良，逐步取得市场信誉，推广了销路。直到今天，据说南洋一带的华商，还有人打听要购买“荷蜂”牌棉纱的。
    我管理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自己必须有绝对的发言权，要听我的意见和指挥。为此，我必须收买企业中51%的股权。若没有这种占半数以上的股权，我是不干的。所以凡是我所负责经营的企业，我都是大股东，有绝对的控制权。对和丰纱厂也不例外。
    在我的大力整顿下，和丰厂的局面有很大改观。尽管当时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还在千方百计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在华开设的纱厂设备，其时已占我国纺织工业总设备的45%。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不仅捐税负担比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轻；而且还利用治外法权，进行偷税、漏税和走私等非法活动。加上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帝国主义者对华的商品竞销进一步加剧，迫使我国的民族工业倒闭的倒闭，破产的破产。我支撑着和丰纱厂，惨淡经营，历尽艰辛。到抗战初期，上海、杭州等地相继沦陷，但沪甬线航轮仍能行驶，宁波市成为内地各省物资的运输口岸，一时工商业出现畸形繁荣景象。和丰是当时宁波的唯一纱厂，在有利的形势下，扩大纱锭至二万六千枚。仅1937年一年，即获利120万元以上，摆脱了危机。直到1941年1月间和丰纱厂失火前夜，该厂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势头。  

    在金融风潮中渡险滩

    我踏入社会，就从事于金融业，经长期工作，与金融界渊源较深。字波的银钱业，对工商企业有极大的相互支持关系。据1931年统计，当时宁波共有钱业一百六十户，资金为380余万元。1935年统计，钱业中有大同行33家，小同行28家，现兑行91家①。企业存款约有5000多万元。这些存款流动性不大，大都是封建祀产和公产。如宁波迎凤桥陈家的“绵绵祀”，在各钱庄中的存款就有十余万元。加上钱庄与各行各业采用“过账”②制度，很少现金进出，因此各钱庄就可利用其剩余资金，从事其他事业，井向外埠贷放。当时省内的杭州、温州、绍兴金华、兰溪，省外的上海、武汉、天津、营口等城市，都有宁波钱业放款。光是上海一地，就曾投放达白银二三千万两之巨。
    1935年，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上海等地工商业大批倒闭。宁波的钱业向以余款贷放上海等各大城市，于是就引起存户的担心，纷纷提取存款。而各钱庄对药行、鱼行的巨额贷款，一时又无法收回，一些钱庄周转不灵，相互影响，遂发生了金融风潮。宁波钱庄的大、小同行，在这年的七、九两个月倒闭了30家，占总户数的40%以上。影响所及，宁波的药行业几乎全部搁浅，其他各业也普遍出现金融恐慌情况。
    这是一场险恶的风潮。当然，在我经营的几家钱庄也难免受到波及，幸而没有根本性影响。因为我所经营的几家钱庄，底子比较雄厚，手下的办事人也比较诚实可信。特别是我平日选择放款对象十分谨慎。我对当时宁波的一些企业和资方的店底、家底，都心中有数；对一些在社会上活跃人物，也熟悉他们的性格、脾气、信用程度，甚至谁家造屋，谁家做寿，也能了如指掌，放款对象一般都比较可靠。对于那些平日讲排场，充阔气，甚至花天酒地、招摇撞骗的人，纵令他们花言巧语，也不上当。所以我经手的大宗放款，很少吃“倒账”。三四十年中只有德和糖行一次大“倒账”，亏损3万元。但这也不是我自己经手，而是副经理朱永康所经办的。
    在这次金融风潮发生的前一年，宁波还曾发生过挤兑垦业银行钞票事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尚未实施， 各银行向中央银行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后，经取得准许，可以发行纸币。垦业银行发行的纸币，亦在市上流通。我是垦业银行宁波分行总经理，和丰纱厂等企业每月发放的薪金，一般都用垦业银行钞票。但忽然刮起一阵谣风，说垦业银行的钞票没有信用，造成人心惶惶，发生挤兑风潮。一些商店也因市上传说纷纭，对收受垦业银行钞票顾虑重重。形势十分危急，若不采取紧急措施，垦业银行就有被挤垮的危险。怎么办呢？我考虑结果，一面提出库存银元30万元，发给邮局、铁路以及全宁波各小店兑换垦业银行钞票；一面拍电报给上海总行，连夜装运银元到甬。第二天，从上海运到银元200箱(每箱5000元)，全部堆放在垦业银行门口马路上。一时观者如堵，浮动的人心立时安定下来。我平时不大逛戏院，这天却特地上戏院看戏。人家看我这样若无其事，也就更加定下心来。这次挤兑风潮，不仅没有压垮垦业银行，反而大大提高了垦业银行的信誉。后来一些乡下财主，就专拣垦业银行的钞票储藏。
   

    出走，不愿做亡国奴

    1941年4月19日，日寇在镇海登陆，次日宁波沦陷。当日寇进攻镇海的头一天，宁波有了消息，我打电话问俞济民 (他是鄞县县长)作何打算，是否抵抗?俞回答说：“ 如果守卫在钱塘江南侧一线的第22集团军到来，则可能抵抗。否则，你跟我一道走嘛！”我知情况不妙，国民党政府显然是采取不抵抗主义，于是就匆匆整理行装，雇了一艘小船出走。船到梅墟，已隐隐闻得日寇轰击镇海的炮声。我当即在梅墟上岸，前往天童小盘山化名避难。一个月后，见日伪戒备稍弛，即从镇海新碶头雇船到舟山，辗转前往上海租界。后来又听说日本人在上海找我，知道租界也不可久留，当机立断，立即搭船前往香港。谁知不久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进攻香港，我与家人在地下室蹲了几天，然后雇了一只小船，在沉沉黑夜中与家人逃向大陆，脱险后辗转从西江上溯梧州，到了桂林，后又到独山、遵义、重庆。一路上历尽了艰辛颠簸，目睹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腐败状况，使我在香港时向往的所谓“大后方”美好形象，完全丧失。这是1944年的事，当时我为53岁。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后，我乘飞机从重庆到上海，稍事逗留，即回宁波。到家后，才知家里已成一座空房子，所有软硬家财杂物都被日伪及地痞流氓劫掠—空。

    重整旗鼓与新的历程

    回到宁波后，我并没有因家庭损失而烦恼，唯一考虑的，是如何恢复旧业，重整旗鼓。   
    在宁波沦陷那年，即1941年1月间，和丰纱厂发生一场大火，大部分机器设备被焚。为了恢复生产，当时曾向上海订购纱淀一万枚，争取早日复业。不想在四月间日寇侵占宁波，我仓促出走，这一万枚纱锭的事就搁起来了。
    在沪的一位和丰股东，在我去大后方时，将和丰厂订购的1万枚纱锭提出，在上海开设和丰纱厂。我回甬后知道这一情况，第一件事就是到上海交涉，要求把上海厂搬回宁波。那位股东不同意，并提出一个让我的股本增值办法。但我坚持要搬，提出了三点理由：一、和丰厂在宁波是有历史的，和丰若停办，宁波人在思想感情上是通不过的；二、和丰厂有千余名工人，不办厂 ，他们的生活怎么办？三、和丰离三北的原料产地较近，可以就地取材，对生产有利。几经谈判，最后折衷处理：我分得纱锭六千枚，那位股东分得纱锭四千枚，各自分别经营。我把纱锭搬回宁波恢复和丰纱厂，上海的和丰厂则改名为“和新纱厂”。
    我曾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以为抗战胜利后，各方面一定能得到整顿。但这种美好愿望终于落空了。比起抗战之前，国民党在政治上更加腐败，社会更加动乱，通货膨胀日甚一日，真是民不聊生。我所经营的几家企业，在物价飞涨的形势下，朝不保夕，维持困难。有些工商业户为了保全血本，纷纷采取囤积办法，或转向投机市场。社会治安，每况愈下。我在上海的朋友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就被歹徒绑架40多天，用20多万美金才赎回。这种现状使我忧心忡忡。在这样的社会里，我原来有过的“实业救国”梦想破灭得干干净净。
    因为我长期在宁波工商界，为了所办的各种事业，必须与国民党的达官打交道，为企业设置保护伞。国民党当道也想利用我作为招牌，甚至把我选为“国大代表”。我从起初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到彻底破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性所致。当解放前夕，我比较清醒地认识了形势，因此把过去一直来担任的宁波商会会长职务让给了周大烈。从1946年以后，以四明山为根据地的人民武装力量逐步扩大，革命火种燃遍了浙东各地，和丰纱厂要在三北一带收购棉花，要和地下党组织打交道，我就关照帐房间为三五支队供应一部分食米。账房间的负责人员很害怕，因为这是一件被视为“通匪”的事。他们提出想法时，我断然说服他们。宁波面临解放时，一些在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逃向舟山、台湾、香港。我作为国民党的“国大代表”，是留下呢还是出走？老实说，那时在我的脑子里，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不很了解，思想上是有相当顾虑的。走吧，也不是出路。正当犹豫不决、彷徨徘徊的时候，四明山区的党组织通过沈曼卿的关系传讯给我，希望我留在宁波，好好保护工厂。我与蒋经国的舅舅毛懋卿商量后，决定一同留下来。
    1949年5月24日，宁波解放了。我在旧时代的激浪逆流生涯也宣告结束，开始了新的历程。       

                                             （木子 整理，1985年1月）
                    

注释：
①大同行、小同行和现兑厅，是以资本大小来区分的。大同行、小同行均可与客户建立“过帐”制度，但小同行的过帐必须在某一家大同行的名下进行。至于现兑行，存放款等业务可与大同行、小同行相同，但不能“过帐”，只担负现兑业务。
 ②“过账”制度是宁波钱庄业的创举。各行各业与钱庄交往，通过“过帐”方式进行，用不到现金。其优点是促使信贷发展，且手续简便，有利于做活生意。钱庄与客户之间，是用“过账簿”建立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