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的“洋纱”在华倾销，以后又有怡和、申新、永安等纱厂在沪诞生。在宁波，继通久源(1887年建厂)之后，和丰纱厂也在1907年建厂产纱。由于机纺棉纱的出现，就为创建资本主义布厂创造了条件。织布工序没有纺纱那样繁复，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已能纺织丝绸，除了自己服用之外，还能运销到外国去。织布，不过在织绸的基础上略加改进而已。
    宁波地区最早织的布叫做“穿棱布”。其方法是投一棱踏一脚，因此产量很低。后来改为“手拉布”，即改投梭方法为手拉，虽然下面仍用脚踏，但可以提高产量，劳动强度也减轻。后来又改为做花色布，把下面踏脚由两只增加到十六只。这样的织布，厂方往往要选择小脚女人来织，因为大脚女人一脚踏下去不可能就是一只踏脚，如果踏着两只踏脚，上面的花样就要走样，变成次布。
    在织布工序中，经纱也算是一个繁复的工序。在棉区，新妇进门，三朝以后，妯娌们往往先要看看新妇的经纱手段。因此，每个农村妇女，在做少女的时候，总是累昼累夜地苦练经纱本领，以免做新妇时在大庭广众中丢脸。
    经纱前先要把棉纱放在水面上轻捶，使其能吸饱水份，然后用米糊上浆；干燥后把它抒在纱篰上然后上经。通常经一机布，不知要往返走多少路，才能把纱经完。以下一道工序就是上机。上机时要把纱用洗帚扫直，轴头上用竹爿衬好，然后扳动轴头，徐徐把纱卷上轴来，在另一头，系好纵线，穿好扣眼，才可上机织布。
    在旧社会经营这种行业有二种剥削方式。一种叫做“发机”，就是把经好的纱轴连同纬纱一起发给家庭妇女代织，织成以后付给她们应得的加工费；另一种叫做“关机”，就是选择一定的场地，把布机集中起来，招妇女来厂劳动；或给以计时工资，或给以计件工资。由于“关机”办法工作集中，管理便利，对产量和质量都能保征，因此逐步推广，就成为现代布厂的前身。
    在宁波，旧时期较著名的布厂，有大昌、诚生、厚丰、恒丰等四家。其中大昌建厂最早，诚生、厚丰都创建在欧战前后，恒丰建厂较晚。现将这四厂建厂历史简述如下：
   (一)大昌布厂  大昌布厂的前身叫做纬成布局。它创建于公元1885年，原来的厂址在鄞县三桥地方，从建厂到现在已整整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了。
     大昌建厂的时代背景一方面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又受到官僚资本“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倾轧，使稚幼的民族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处在两大势力漩涡之中。
    纬成布局开办之初，也是用“发机”的办法，把经好的纱轴发给家庭妇女去加工。但是由于厂里管理不善，成本高于“洋布”，无法与外货竞争而倒闭。
    倒闭的纬成布局于1912年改名为复成布厂，把厂址迁移到东钱湖大堰头地方继续生产，后来又把厂再搬到当地殷家湾。迁移后的复成布厂最初仍用“发机”方法，把纱轴发给外面去代织。后来经过企业改组，聘水佑均为厂长，于是扩展厂房，添置设备。当时厂内共有手拉式布机一百台，除招请农村妇女来厂作“关机”生产外，同时也向外“发机”二百多户。厂已粗具规模。该厂产品“蓝边元色哔叽”因为质量好，颇受市场特别是“五山头”一带渔民欢迎。
    该厂又于1937年增添新股，于是又增添厂房，装置电动布机五十台，至1940年始改名为大昌布厂。
    沦陷期间，乡村受汪伪军骚扰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该厂为保持实力，改名为一新布厂虚与委蛇。抗战胜利后，仍恢复大昌布厂牌号，其产品“大昌哔叽”曾驰名一时。后因该厂经理郭东明以大昌名义，向外滥借棉纱作为发展大昌和他另一企业郭滋生酒坊的资本，在宁波解放时，竟亏负棉纱达234件之多，最后不得不将大昌宣告清理。
    1966年大昌与江东丽华布厂合并，更名为第四布厂。1957年又恢复大昌原名，1968年改名为红卫布厂，1980年又改名为大昌布厂。大昌从建厂到现在，先后共达100年之久。
     (二)厚丰布厂  厚丰布厂创建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厂址原设在西门外天灯下。创办人李德芳。他原来在本市呼童街口后来即崔兴泰咸货店门前摆洋市摊。“五四”运动勃起，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李德芳看到国产布销路很畅，试与朋友台伙创办厚丰布厂。初创时只有脚踏铁木机12台，工人20余人，织出来的产品有“开四米哔叽”和“绢丝呢”等几个品种，都用“高谊图”作商标。因为花色新颖，所以很受市场欢迎，厚丰布厂也就此逐渐扩大。于是又在北郊高塘墩开设新厂，增加铁木布机40台。接着又于1929年在天灯下扩充厂基，建造厂房七、八十间，安装马达布机96台，并在上海三马路设办事处，自办棉纱、颜料、烧碱等原料，实行自染自织的一条龙生产。
抗日期间，李德芳为保存实力，曾将厚丰停产关闭，利用库存棉纱，开了福利、集成两家小布厂；又利用库存颜料、烧碱，开了国华肥皂厂和天丽染坊。抗战胜利，李德芳立刻把以上四厂关闭，重新恢复厚丰布厂。解放后一起并入人丰布厂。
    (三)诚生布厂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间，宁波出现一位女企业家，她的名字叫姚玉凤，是诚生布厂的资方代理人。
    在旧社会，由于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和落后的宗法势力的束缚，妇女到社会上谋事的寥寥可数，除了迫于饥寒出外谋生帮佣或进厂当女工的以外，大都在家养儿育女，操劳家务。那时候，妇女开店做生意的，已属少见；至于开工厂，办实业，更如凤毛鳞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姚玉凤不仅是我们宁波市的第一代女企业家，在全国说来，可能也是少见的了。   
    姚玉风是鄞县东南乡姚家浦人，生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及笄后嫁到宁波北门外卢家，生下金娣、银娣两个女儿。不久，她的丈夫卢和清因病死了，姚玉凤青年守寡，生活清苦。
    她的亲戚中，有一个叫董梅荪的，原来是宁波永盛绸缎批发号学徒，年轻有为，是其师父周安官的得意高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洋货倾销减弱，使国产绸布得以畅销。董梅荪看到市上“丝棉头”(日货织棉绸原料)货源甚多，如用土机自织棉绸，有利可图。于是，就为姚玉凤出主意，叫她回娘家姚家浦，发动当地乡村妇女，利用原有老式生产工具，加工土织棉绸。从此，姚玉凤就厕身于这一行业，成了宁波纺织业在农村中兴起的先行者。  
    其时农村经济萧条，一般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出路，都来争织棉绸。织绸工资非常菲薄，每包丝棉头要织棉绸二十丈，工资只有银币十角，求织者还非常踊跃。董梅荪每天向永盛号内购下十余包丝棉头，托姚家浦航船带乡，由姚玉凤发给各机户纺织。如是数年，获利颇丰。
“五四”运动后，举国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织绵绸的原料丝棉头己难进口，本厂货棉布则销路日增。这时董梅荪已脱离永盛，自己开设诚华布店，为配合该店棉布销路，乃于1925年间在姚家浦正式开办诚生布厂，仍聘姚玉凤当经理。当时宁波的纺织业，还处于手工操作阶段，该厂开办之初，设备也只有手拉式木机三台(是宁波木匠任阿木仿上海崇明布厂脚踏手拉机格式制造的)，就近雇用农村妇女纺织。姚玉凤自己也参加劳动，长女卢金娣兼任会计。诚生布厂当时重要产品为”平四条”和“交布”等，销路甚广，供不应求。在姚玉凤的经营下，不到几年，手拉式木机从三台发展到三十二台，雇用女工达七、八十名。到1932年，由于资金积累多了，在定桥镇附近购置地皮，建造新厂房五、六十间，包括楼房在内，合计八百多平方，铁木机也发展到86台，并增加经纱车两台，又设立了漂染车间，丝光车和大小锅炉都全，自织自染，成为拥有250多名工人的大厂。那时厂里主要产品是龙头呢、被单斜、格子布，其中以龙头呢最驰名。日产高级全线男女线呢、龙头格子等花色品种二千米以上。合计年产各类布料五十几万米，供应省市人民需要。姚玉凤善于识人用人，为保证该厂技术力量，就把女儿卢金娣下嫁装机师傅宋惠潮。宋惠潮是杭州平民工厂出身，当时二十多岁，很灵活聪明，肯钻研技术，到诚生后，负责装机。他具有一套做龙头格子布技术，自拷纸板更为出色，平时用铅皮、木头、泥坯做轮船、火车、菩萨等玩具，也很精巧。以后成为宁波有名的装机师傅。他对诚生布厂出力很多。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栎社机场常遭日机轰炸，宁波城乡人心惶惶，诚生布厂生产渐趋下坡。1941年4月间，宁波沦陷，姚家浦、定桥镇一带更不安定，日间有冒充“游击队”的歹人强买布匹，夜间有伪军破门而入抢劫财物。这使诚生布厂生产日趋困难，每况愈下。姚玉凤忧郁成疾，于1943年病故，终年55岁。姚玉凤去世后，诚生布厂因负责无人，董梅荪思想消极，不久宣告闭歇。
    (四)恒丰印染织厂  恒丰印染织厂，原名恒丰印染厂，开设于1928年，是由开设在宁波江东裕成棉布店经理王稼瑞发起成立的。当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我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高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裕成棉布店的国产棉布，销路甚旺，供不应求。经理王稼瑞有鉴于此，即积极着手创办印染厂。他从裕成布店中抽出一部份资金，作该厂创办经费；租进宁波南门外民房二十多间，约六百余平方米为厂址，定厂名为“宁波印染厂”。当时设备仅有马达铁木布机十四台，木制整纱车一部，手工摇纱车二十余部，雇工人约五、六十人，设备简陋。产品有线呢、条漂布等比较低档棉布，但销路很好。老板王稼瑞看到染色布在当时的宁波是缺门货，甚有前途，因此增添四台旧式染缸(包括烘燥机、混筒机)。开始时由上海购进白坯布，专门印染元色洋纱之类布匹，销向宁波各地农村。由于染织业务发达，就在原有基础上扩充，于1931年一1932年间组织成合伙厂时，王稼瑞也从裕成布店脱身，集中精力搞恒丰厂。合伙股东有王稼瑞、李贤钊、洪泳樵、王余生、陈元辉等人。其中王余生、陈元辉为宁波钱庄方面代表。洪泳樵原在上海经营新益宁庄，系银号性质，兼营沪甬客帮代购代销业务，经营范围甚广。王稼瑞拉他入股，意为互相利用。股东会议决定，由王稼瑞担任经理，负责该厂对内对外一切事务；李贤钊为协理，管理厂务；洪泳樵负责上海方面的进料事宜。该厂确定资本为15000元。当时宁波从事工商业有一个特点，本钱虽小，而生意却做得很大。他们可以依靠信用贷款，即吸收私人存款和向钱庄贷款，所以一万元本钱，往往可以做十万元生意，甚至更多。王稼瑞办企业精力比较旺盛，在染制元色洋纱的基础上，又逐步发展印染“士林蓝”和“海昌蓝”布，并加添印花机，印染高档花布。1932年王稼瑞亲自前往日本，办来印花机全套设备二部，并聘请日人印染工程师一名，负责恒丰印染业务。该厂出产的白地“色丁”花布与印花绒布，鲜艳夺目，花纹漂亮，但其坯布却是从上海进口的日本货。这种白地“色丁”花布与印花绒布，不仅畅销于本省各地，连上海等地客帮，也争相来宁波采办。行驶在沪甬线上的“新江天”、“宁绍”、“宁兴”等客货轮，装运恒丰坯布和成品花布，日以千件计。当时，宁波广大群众抗日情绪激烈，鄞县县长陈宝麟不同意恒丰厂雇用日人工程师，王稼瑞只得将日人解雇，另雇俞星官、刘申娣为印染工程师。刘申娣原为英商纶昌印染厂工程师，经验丰富，因此印制的印花哔叽、印花斜文，质量也不减当年。但英商纶昌印染厂蓄意要挤倒恒丰，以便在市场上称霸，竟将布价从每匹六元跌到每匹四元以内，恒丰厂因此一度被迫停工。帝国主义者在挤倒对手以后，又将布价提升到六元以上，恒丰看到市价回升，又借款恢复生产，而帝国主义者又重施故技，再一次抑低市价，对恒丰厂进行反复摧残。
    因此，在这段时期，恒丰厂业务虽有发展，但道路坎坷。
    1933年开始，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固有矛盾日益尖锐，经济萧条，市场萎缩，物价猛跌。生产过剩迫使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国内外市场以求出路。我国当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都竭力向我国倾销商品，进行经济掠夺。当时，恒丰厂的棉布存货，约值四五十万元之巨，平时依靠周转快速获取利益，因外货大量倾销，布价猛跌，迫使该厂产品销路呆滞，存货积压如山，资金周转不灵。宁波市的有关钱庄，看到这一情况，为保全自身计，纷纷向恒丰厂经理索还借款，逼得王稼瑞走投无略，只得停止生产，宣告清理帐目。其时恒丰厂所欠各钱庄借款在四、五十万元左右，有关钱庄如复恒、晋恒、汇源、信源、恒春等四十余家组成一个债权团，向恒丰索债。双方关系紧张。钱庄方面认为恒丰厂在吃他们 “倒帐”，要求处理善后；王稼瑞则认为发生这种情况与国际经济危机有关，是“天灾人祸”，不是他有意拖欠，并抱着“债多勿愁”态度。经过再三洽谈，最后言明以五折向各钱庄清理债务。其中只有一家“慎余”钱庄，原来规模较小，经理叫王葆初，他借给恒丰厂的钱共10万元，为恒丰厂的最大债权户。由于他熟悉恒丰厂的内部情况，并看到该厂的未来前途，独他一家不加入债权团。让“慎余”名下10万元债款，给恒丰厂再拖欠一个时期，使恒丰厂有一个喘息机会。
    恒丰厂在经过债务清理后不久，运往福建积压半年之久的、价值达十万元之巨的印花绒布，西安、兰州等方面忽有销路，同时本地布价也有回涨趋势。王稼瑞喜出望外，立即派人将积压在福建的棉布运回，转卖给天津客帮，使恒丰厂的积压库存有了销路。与此同时，该厂在上海股东洪泳樵，为了挽回恒丰厂危局，在沪组成银团前来放款支持。其时该厂大部分钱庄欠款已按五折清理完毕，独有慎余钱庄一家十万元未在清理之列。由于厂内情况好转，积压棉布逐渐打开销路，为感谢慎余钱庄在困难时期对恒丰厂的帮助，王稼瑞将这笔借款连本带利如数归还给慎余钱庄。
    这次经济风潮，恒丰厂和王稼瑞本人只是受了—场虚惊，真正吃亏的倒是“慎余”以外的几十家钱庄。他们以五折收回贷款，合计要损失十余万元。这就是旧时代银钱业“下井投石”所得的恶果。
    王稼瑞在经受这场风潮之后，其雄心不减当年。鉴于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商埠，他认为到上海去开厂，条件要比宁波优越，于是经过周详计划，并取得合股股东同意，决定在上海法租界马当路开设恒丰分厂，并租下美亚绸厂空厂房为厂址。分厂开设之初，因资金有限，仅有印花机二套。王稼瑞为增添设备，与上海巧新织机厂老板的儿子拉上了“继拜亲”关系。巧新是制造印花机的工厂，王稼瑞就凭这个关系，可以向该厂用分期付款办法赊购印花机，以减轻其本身的银根压力。上海恒丰分厂在开业之初，专为沪上各印染厂代行加工业务，惨淡经营一年后，因业务发达，就停止加工业务，自己印染色布。王稼瑞本人也决定常驻上海，而将宁波总厂和裕成棉布店业务，均委托李贤钊负责。抗战爆发后，因沪厂在法租界内，未遭日军侵扰，可以继续开工生产。当时产品有“金榜乐”士林、“九恒”元色哔叽、“恒丰塔”、“五子夺魁”等花色布。其时长江流域战火弥漫，沪甬航线封锁停航，上海运甬货物，只能由帆船装运至三北庵东或象山石浦等地，再转运至宁波。而宁波也成为通向内地的唯—转运海口，各种工业品一到宁波，就会不胫而走，甚至货未到埠，汇单已塞到卖方手里。因此这段时期内恒丰沪厂通过宁波转运到内地的布匹为数很多。但是恒丰厂出产的士林蓝与元色哔叽，其坯布都是日本货，有时甚至购进日本士林蓝，撕去日本商标，改换恒丰“金榜乐”商标，充作国货行销内地。也有投机商人向上海购进日本士林，冒贴 “金榜乐”商标，进行投机的。
    在宁波的恒丰总厂，在抗战期间由于沪甬轮船停航，燃料、原材料运入困难，加上电厂停电，日机轰炸，恒丰厂无法继续生产，只好停工。为了保证厂房安全，商请德商德新洋行派代表驻厂，挂出卍字旗号，以作掩护。1941年宁波沦陷，李贤钊避居上海，厂内一时无人负责，其时适有王尔昌其人，从汉口失业回家，其父王含之，系宁波成大棉厂号经理，与王稼瑞系莫逆之交，闻李贤钊避居沪上，乃与王稼瑞相商，推荐其子王尔昌来恒丰批发所管货。后来又委任王尔昌为恒丰厂代理经理。
    1945年抗战胜利，王稼瑞为恢复宁波恒丰厂的印花机生产，于1947年委派王珊纯协助厂务。增添“黑大英”和“绿大英”铁布机204台，拥有工人400余人，生产哔叽、洋纱、坯布和名牌“九恒毛蓝”。至此，恒丰厂始成为名副其实的印染织厂。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外货倾销，通货膨胀，使我国民族工商业惶惶不可终日。同时又由于劳资矛盾，私私矛盾，使这个厂长时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解放初，党和人民政府对恒丰厂采取重点照顾政策，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办法，将恒丰厂从半停顿状态中挽救过来。1953年年底，恒丰厂改名为“宁波印染织厂”，正式实行公私合营。1958年增添1511型和1515型自动全铁宽幅织布机200台，专织外销产品，远销欧美各国。同时，又添置染色设备，染制色布及各种化纤制品。从此该厂就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印染厂了。
    此外，尚有开设较早，但是规模较小的布厂多家。如鄞县东南乡姚江的三傅布厂，本市芝兰巷的永先布厂和振华、美丰、祥丰、大华本、民生布厂等等。但是，要说宁波布厂畸形发展时期，却在宁波沦陷后及抗战胜利后一段期间。这是因为人民遭受八年离乱之后均须添置新衣的缘故，估计在这段时间，小型布厂约有100至140家之多。解放后，宁波布厂行业由产销联营，逐步向私私联营过渡。1951年经过私资重估，在自愿基础上由62家布厂组成8家私私联营厂，这8家私私联营广是浙东、新民、甬江、合众、五和、联工、大众、第一联合等，共有职布工人600余人。1954年公私合营又分别并入人丰、大昌等布厂，成为宁波轻纺工业中的骨干企业。
    从以上这许多布厂发展史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民族工业，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光明的前途。
    国民党194师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驻守宁波的主要部队。这里选载两篇关于该部的情况及宁波沦陷经过的记述，从中可以了解国民堂部队的素质和日军两次登陆镇海经过。两文作者都与194师有过渊源，所记大多是亲历亲闻。但因时隔40余年，在某些细节及时间、名称等方面或有出入，故一并刊出，以便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