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出版的《浙江革命史料特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中，有4篇纪念我们浙江的革命烈士崔晓立的文章。看了之后，想到在抗战初期，崔晓立烈士与应斐章(爱国民主人士)等在樟村组织茅洋山垦荒团的一段往事。这是他们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所作的一种长远打算。可惜后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破坏，应斐章于1939年秋在巨大压力下离开；崔晓立烈士也于1941年被歹徒杀害。但他们垦了荒，播了种，自然地会得到收获。樟村在以后成为四明山革命根据地，这最初的垦荒团也可以说是先声吧!现在根据我的所知，把这段事记叙如下：
    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宣布释放政治犯。在杭州陆军监狱被囚禁了8年的共产党员崔晓立，其时才获释回家乡鄞西樟村崔岙。他的挚友应斐章，也是樟村密岩人，时在宁波城内的翰香小学任教导主任。应斐章虽非共产党员，但是思想进步，平日向往革命，与崔晓立甚投合。两人相晤后，都为国家民族前途有了转机而深感高兴。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接着“八·一三”凇沪全面抗战爆发。宁波地临东海，与凇沪仅一水之隔，敌机经常窜入城区袭炸扫射，城市人民白天无法生产、工作，只得在夜间进行。好多学校为避免空袭，迁乡上课。翰香小学也于1938年初春迁到樟村药皇殿内。
    翰香小学在樟村建校后，应斐章与同校进步教师张守瑜等就联系附近启明、密岩、勉行等几所小学教员，组织教师学习会。教师学习会每周开会一次，座谈时事形势及抗战建国等问题，结合思想实际，进行分析讨论。会议由应斐章、张守瑜轮流主持。翰香小学还规定每星期的一个晚上，举行一次村民座谈会，由应斐章主讲。内容既有国内外重要新闻，也有革命道理。应斐章口才好，讲题浅出深入，通俗易懂，村民非常欢迎。每逢讲期，教室内座无虚席。他们还带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如捐献废铁，捐款救灾，组织樟村儿童救亡协会、剧团、歌咏队，出墙报，演救亡剧，唱抗日歌。翰香小学成了当地宣传抗日的中心。
    崔晓立获释回乡以后，稍事休养，即去陕北革命根据地，后受派奔走各地．不久到浙江组织“浙江同乡回乡服务团”，领导浙籍青年回乡进行抗日工作。他一到家乡樟村，就与应斐章讨论长期抗日活动的计划。他们根据抗战形势和宁波地理环境，觉得敌人随时有入侵可能。又观察樟村的地形、物产和各方面条件，认为这地方可以作为游击根据地，要从早从长作准备。樟村周围环山，地形很好，但田地种的大部是桑树、贝母，水稻面积很少。粮食不足，依赖外地运来。若宁波沦陷，一旦被敌人封锁，外来粮食供应中断，就会造成严重困难。崔晓立和应斐章商量后，决定由应出面，组成一支会打仗、会生产的队伍——垦荒团。申请国民党鄞县县政府批准，取得“合法”地位。这实际上是有中国共产党员领导的革命组织。
    应斐章关于建立垦荒团的申请理由充分，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也想做出一点抗日的样子，即予同意，应斐章就出面在群众大会上提出组织垦荒团兼自卫队的主张，号召大家：“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了保卫家乡，向荒山进军，向荒山要粮。”与会群众当场热烈鼓掌，一致赞同。
    垦荒团的初步方案大致是这样的：
    1、为了长期抗日，夺取最后胜利，开辟樟村游击根据地，建立一支既会生产又会打仗的队伍。
    2、为了迎接和克服敌人入侵时发生的各种困难，组织垦荒团兼自卫队。垦荒地点为密岩茅洋山，定名为“茅洋山垦荒团”。   
    3，垦荒团员既要参加劳动生产，又要受初级军事训练，学会边建设、边打仗的本领。
    4、垦荒团与乡公所配合，呈准县政府，对垦荒团团员免抽壮丁。
    5、开办费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筹措。
    6、垦荒团团员自愿报名参加，经审查批准，发给证明和臂章。  
    方案一经公布，一时报名者蜂拥而来。因可免抽壮丁，樟村附近的壮丁几乎都来参加，团员很快就达300多人。经过开会、编队，由应斐章带领全体团员，敲锣打鼓，整队出发，上茅洋山开垦。第一次上山时，每个团员除分别携带锄头、铁耙、洋镐、柴刀等生产工具外，还各带碗一只、筷一双，放在山上预先盖好的几间瓦屋里。这次上山，各组划分地区，砍伐野草荒树，披荆斩棘，初步平整了山地梯田200多亩。以后多次上山，砍伐草木，深翻平整土地，开出一排排齐整的田地，种栽蕃薯、洋芋艿、玉蜀黍等杂粮。肥料以焦泥灰为主，间也施用豆饼。山上长驻富有经验的农民五六人管理，其余大批团员，根据需要不定期的上山耕种，按忙闲决定次数多少。收获的作物，先较多地分给困难团员，再按股分配给各团员。垦荒团团员都为自卫队队员，每星期进行一二次初级军事训练，学习游击战。当时虽然枪枝很少，只有步枪十枝，短枪二枝；但也演习过实弹射击。平时，团员以10人为一组，轮流值班巡逻，维持治安，防奸防盗，禁止赌博、打人等坏风。
1939年下半年，在中共浙东特别支部书记朱镜我领导下，为了抗日，借国共合作之机，在鄞县七区(鄞江区)洞桥头举办飞鹰团训练班，名义上则是国民党县政府举办的。应斐章通过崔晓立、鲍浙潮派送崔生财、崔大根、崔人品等10人去飞鹰团受训，约一个月训练期满，回来担任 垦荒团和自卫队的骨干。应斐章也常被邀去飞鹰团讲课。
    这个时期的樟村，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热气腾腾、充满革命激情的景象。据那时的翰香小学学生、现任上海卢湾区统战部部长周起渭(序尚)回忆 ：“由于应斐章先生等的教育培养，促使当年一批学生中的许多人选择了走革命的道路。使我从旧式连环画、武侠小说的沉醉中摆脱出来，而对应斐章、张守瑜先生等手中的《西行漫记》、《大众哲学》、《初级政治经济学》等书，逐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爱好起新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学习来，知道鲁迅、高尔基、斯大林、共产党、延安、八路军……我在翰香学习的一年内，不仅在文化上有大幅度的提高，并且在政治思想上得到了启蒙。”这是确实的。当时不仅学生中许多人受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垦荒团团员中也有不少人坚持革命路线，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现在在樟村革命烈士纪念塔工作的应昌耀同志和应阿霞同志等，就是当年的垦荒团团员。
    崔晓立、应斐章密切合作，领导樟村人民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共奔光明前程，而少数顽固分子，却非常恐惧害怕。国民党鄞县县党部和鄞县县政府教育科，早已注意应斐章的言行，指使安置在教师队伍中的特务分子，跟踪应斐章，随时汇报情况。教育科长叶谦谅在一次七区全体教职员会议上，公开叫嚷：“樟村出了个应斐章，使七区学风变得很坏，这里在座的还有不少人跟他跑，危险！危险!”
    从此，对应斐章的各种威吓、迫害，接踵而来。警告，扣红帽子，上黑名单，驱逐，直至通缉。企图迫使应斐章走投无路，生活无着。当时，蔡竹屏任浙江省第六区(宁波地区)政工指导室主任，负责全区抗日政治工作。当鄞县县党部送达对应斐章的通缉令时，他知应斐章是个有才干的爱国青年，竭力为其斡旋，向主宰宁波一切的俞济民提出免予通缉。经再三解释，俞济民有答应之意，可是国民党鄞县县党部常委吴则民、监委兼县政府教育科长叶谦谅坚持通缉原议。后经蔡竹屏向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请示，由黄绍竑通过国民党浙江省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纲作出决定，才撤销了通缉令。
    应斐章于1939年9月被迫离开翰香小学，离开樟村，以后在蔡竹屏处工作。当他因工作机会下乡之时，仍常与崔晓立秘密联系，指导垦荒团经营事宜。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撕下了国共合作假面具，明目张胆地残害共产党员。崔晓立烈士被暗杀，垦荒团也就此无法继续进行活动了。

                    
编注：
    应斐章是宁波一位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土。他从“五四”时期起，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踏上社会后，最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西书部工作，后回鄞县任小学教员。五卅时期中，率领学生积极参加宣传活动。1926年至浙海关定海分关工作。1928年重回鄞县教育界。抗日时期曾在上海因汉奸告密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经友人竭力营救获释。抗战胜利后曾先后担任宁波时事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宁波晨报社长兼总编辑，言论中抨击蒋介石反动统治腐朽罪恶本质，两报均因之被封闭。在宁波晨报被封闭时，几遭毒手。解放后任上海天—布厂私方厂长，徐汇区工商联执委，于1965年退休。“文化大革命”初期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致死。1979年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二月八日厂党委郑重举行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