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月湖畔往西北行，有一座古朴的建筑，这就是名驰中外的宁波天一阁。
天一阁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藏书楼。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阮元说过；“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惟此岿然独存①。”
宁波素称文物之邦，历代藏书家之多和藏书之富，恐怕也是一个标志。宋代有楼钥的东楼，史守之的碧沚，后人称为“藏书之富，南楼北史②。”此后，元代有袁桷的清容居，明代有丰坊的万卷楼……。由于水火兵燹等种种原因，许多早于天一阁的藏书楼早已荡然无存了。难怪黄宗羲要感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③！”幸有岿然独存的天一阁，这是宁波人民的骄傲。
二
天一阁的创建者为明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后人尊称为范司马)；而它的巩固和发展，却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
范钦(1506一1585)字尧卿，号东明。二十七岁那年考中进士④，做过湖广随州知州、江西袁州知府、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以及陕西、河南等省的地方官，后来又巡抚南赣汀漳诸郡。宦迹踏遍了半个中国。最后累官至兵部右侍郎。
据冯孟颛补注的光绪《鄞县志·范钦传》所记，范钦是一个生性耿直不畏权贵的硬汉，他在京师任工部员外郎时，曾顶撞过权倾朝野的武定侯郭勋(为开国功臣郭英的五世嫡孙，又是皇亲国戚)，因此受了廷杖之责，并蒙受冤狱。后在袁州知府任内，因秉公执法又得罪了权臣严世蕃。严世蕃想罗织罪名诬陷他。老奸巨猾的严嵩劝阻他的儿子：“范钦是连武定侯郭勋也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倒反而让他扬了名。”严世蕃见身为宰辅的老父都忌惮他三分，只好将此事暂搁了。由此可见范钦为人的风骨。
范钦爱书成癖，每到一处，总是留心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对无法买到的书，就雇人抄录，经史百家之书，兼收并蓄，不厚古薄今，比较重视当代著作和文献的收藏。在他的藏书中，明代地方志、政书、实录、明人诗文集及历科试士录(即科举题名录)占了很大的比重；此外，还汇集了许多有价值的碑帖⑤，其中著名的有北宋拓本《石鼓文》等(今已佚)。
范钦刻印过不少书籍，流传至今的《范氏奇书》，计二十种。今阁中尚存明刻版片数百块，是研究我国雕版印刷史的实物例证。
与范钦同时的还有一位藏书家(又是著名书法家)丰坊。他是范钦好友，性格狂放。丰坊晚年精神不很正常，珍藏的善本，被门生辈用各种方法拿走了十分之六，又遇一场火灾，损失颇大。剩余部分书籍，丰坊转让给了范钦。丰坊以奔放的笔法，写下了“碧沚园，丰氏宅，售与范侍郎为业……南禺笔”⑥几行矫若游龙的大草(“南禺”是丰坊的别号)。从此，范钦的藏书更加丰富了。在藏书史上也添上了这么一段韵事佳话。
当时江苏太仓有一很有文名的藏书家王世贞(号弇州山人)，藏书极富。这两位藏书名家互相仰慕，凡属罕见之书，交换转抄，使范钦又增加了不少抄本。
范钦的藏书处原名“东明草堂”。辞官回里以后，为使藏书得到永久性的妥善保存，“于其宅东月湖深处，构楼六间以为藏书之所”⑦。书楼与住宅建筑不相毗连，远离灶火，严禁烟火入阁；又在阁前开凿一池，蓄水备用，作为防火的有效措施。
书楼何年落成，史无确载。据清康熙时学者李邺嗣在《甬上耆旧诗·范大澈传》中说：“初，仲父钦归里，起天一阁，藏书极盛。”范钦归里在嘉靖三十九年，藏书楼的建造当是嘉靖三十九年以后的事了。又据乾隆《文渊阁记》称：“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明嘉靖末，至今二百一十余年……”所以，我们通常所说，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之间。
为了保护藏书，范钦确是煞费苦心。他依据《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取以水制火之义，把书楼定名为“天一阁”。书楼的构造：楼上藏书处为一大通间，中间用书橱分隔；楼下六间，象征着“天一地六”。从这里可以看出书楼主人对防火的高度重视。
藏书家爱书若命，往往“吝”于出借其藏书。地方史志上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
范钦有个侄儿叫范大澈(子宣)，学问很好，曾经七次出使外国。他与叔父有同样癖好——嗜书若命。一次，他向叔父借书，范钦表现出不大愿意的样子。大澈暗立誓愿，决心另建一个藏书楼，不让叔父的藏书楼专美于前。经过几年努力，大澈的藏书楼也建成了，定名“西园”，又名“卧云山房”。范大澈几次请叔父来作客，故意把一些重金访求而得的秘本放置案上，任凭叔父取阅。范钦知道这是侄儿在跟他呕气，只好淡然一笑置之。
西园藏书保存不善，没几代就流散了，其中宋椠《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书都流入了宫廷。
范钦一直活到八十岁，临终时把大儿子大冲(1540—1602)和第二个儿媳妇(次子大潜已故)叫到榻前。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是白银万两，一是全部藏书，问他们谁要银子谁要书？结果范大冲继承了藏书。大冲体察老父心情，决定“代不分书，书不山阁”。他又拨出部分良田，以田租的收入作为保养书楼的经费。
清初时，范钦的曾孙范光文(潞公)，对天一阁也作出了贡献。范光文是清顺治六年(1649)进士，做过礼部主事、陕西学政。康熙四年(1665)，他在天一池周围遍植竹木；并聘请名匠垒成玲珑的假山：半亩庭园，亭榭错落，奇石千姿，独具风格。
在范大冲至范光文的几代中，又继续搜集了不少善本，使天一阁藏书更加充实。
三
范钦和他的后人为了保护好藏书，制订了许多具体而严格的禁约。
例如：
烟酒切忌登楼；
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
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
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
在封建时代，不能参加祭祀祖宗的大典，被认为是奇耻大辱的事，所以说这些规定是很严格的。
范氏族中还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这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做法，防止了个人占有和任意许诺外人入阁，避免了书籍的分散和流失。
总结天一阁藏书得以幸存的经验，一是藏书归公——成为氏族的公产，避免作为遗产代代再作分配，一是严禁外借，一是严格防火。
但是严格的禁约也使藏书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有一则传闻，生动地说明了那时进阁看书之难。
据清人谢堃《春草堂集》记载，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聪明少女，为求得有登阁读书的机会，托丘太守为媒嫁与范氏“后裔”范邦柱秀才为妻。婚后的绣芸满怀希望，以为这下可如愿以偿了。不料格于族规，不准妇女登阁，竟至郁郁含恨以终。也有人说，范邦柱系范氏旁支，所以进不了阁，丘太守在择婿时疏忽了这一点。
总之，这个故事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和过分严格的阁规所造成的悲剧。
阁禁虽然苛严，但也偶有例外破禁的时候。根据史志记载，第一个冲破禁圈的是黄梨洲(宗羲)先生。
清康熙十二年(1673)，梨洲先生在范氏族中曾做过嘉兴府学训导的范光燮(友仲)帮助下，头一个破例登上了书楼。因为梨洲先生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众望所归，所以很快取得了范氏各房的同意。
梨洲先生在阁中读到了不少罕见的书，同时，“取其流通未广者钞为书目”⑧。可见梨洲先生的登阁，不是一般的参观阅览，而是用心钩稽资料，整理编目，为天一阁藏书作出了贡献。
此后一、二百年中，继梨洲登阁的著名学者，亦不过万斯同、徐乾学、全祖望、钱大昕、阮元、薛福成、缪荃孙等屈指可数的十余人而已。阁禁之严，可见一斑。
四
为了“蒐罗古今载籍”，“用昭文治之盛”，清代乾隆皇帝(弘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为此下旨各省加意采访遗书，进呈备用。
乾隆在历次上谕中特别点到了江南几个藏书家的名。那时候，文字惨狱记忆犹新，江南藏书家顾虑重重。乾隆皇帝也清楚这一点，他在谕旨中信誓旦旦，多次表明即使有点问题，“亦不过将书毁弃”，“与藏书之人无涉，必不肯因此加罪”。还特地表扬了献书最多的宁波范懋柱(范钦的八世孙)，乾隆颇知属下官吏的弊端，再三警告经手者不准扣留中饱，私索地方藏家进呈的书籍；凡是进呈的书，抄录后务必认真发还。然而结果范懋柱代表天一阁进呈的六百三十八种珍贵的古籍，真正归还给天一阁的寥寥无几，侵吞的正是过手的翰林学士和地方官员。
这次进呈对于纂修《四库全书》来说是巨大贡献。因为这六百多种都是稀有的藏本，其中被收录在《四库全书》里的有九十六种，列入存目的有三百七十七种。然而对于天一阁的藏书来说，却是首次浩劫。
乾隆皇帝对于范氏进呈的藏书之功倒是念念不忘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特颁旨嘉奖天一阁武英殿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计一万卷。后又赐给《平定回部得胜图》、《平定金川图》各一套。
《古今图书集成》今存八千三百多卷。
《平回图》十六幅作者为意大利籍画家郎世宁。每幅图上都有乾隆题诗，并钤有“御印”。此图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阁中。
《四库全书》修成后，弘历又命杭州织造寅著来宁波考察天一阁的构造，丈量尺寸，开列书架排列等情况，绘图进呈。清乾隆年间建造的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四阁(合称北方四阁)，以及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合称南方三阁)，都是仿照天一阁格局营造的。从此，天一阁在海内外更享盛誉了。
五
在漫长的旧社会里，天一阁饱经了忧患。
鸦片战争以来，宁波地处海防前沿，战乱不断。天一阁的藏书成了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和流氓小偷掠夺的对象。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英国侵略军占领宁波，闯进天一阁，掠取《一统志》及舆地书数种⑨。
清咸丰十一年(1881)，太平军进驻宁波的前后，当地小偷乘混乱之际，拆毁阁后墙垣，潜运藏书，论斤贱卖给奉化棠岙制纸作坊，珍版善本竟成制造土纸的原料⑩，言之令人太息!
有个比较识货的奉化人，出数千金购天一阁散出之书，亦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遭回禄之灾，书屋全毁○11。
损失最大的一次在1914年。窃贼薛继渭受不法书商指使，潜入书楼，以枣充饥，白天蜷伏阁中，晚间动手窃书。东垣之外，为小仓弄口湖西河，有同伙驾小舟接运。经过这次被窃，阁藏精英损失几近一半。
不久在上海书林中发现有阁藏书籍出售，循迹追查，逮住了薛继渭。薛贼在当时租界的西牢中关押了九个月，即以“瘐死狱中”闻。被盗之书，无法追回。
据传闻，天一阁散失之书，有一部分已被奸商以高价售与洋人。当时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出于爱国之心，用巨资抢救了一部分，保存在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中。“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因遭日寇飞机轰炸而全部焚毁。
经过几次浩劫，加上另星散佚和保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平时紧锁阁门，仅在每年伏季晾书通风一次)，迨至解放前夕，除清代续增的《古今图书集成》外，只剩下一万三千多卷，仅及原藏书五分之一左右。而且其中不少藏书，虫蛀霉烂，成了断简残篇。
清末民初时的天一阁，“阁既破残，书亦星散”，“但见书帙乱叠，水湿破烂，零篇散帙，鼠啮虫穿”○12，完全呈现出一副衰败景象。
尽管如此，这劫后残存的一万三千多卷(不含《古今图书集成》)书籍，仍然是价值连城的。其中明代地方志二百七十一种，大部分为海内孤本；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三百七十九种，绝大部分亦为世上仅见之本；还有很多极有价值的明代史料和明代抄本。
六
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天一阁藏书到了岌岌可危地步。因为氏族共管，愈到后代，分支愈衍，而保护藏书是需要不断地投入可观的财力、物力、人力的。到这时，少量的田租收入除供祭祀外，所余无几，谁来挑这副担子呢？1933年9月18日的一次大台风，把天一阁的东墙全部吹倒，书楼也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坏。鉴于这种情况，甬城文化界的热心人士冯孟颛等，在征得范氏族人同意后组织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也有范氏族人参加)，向社会发起募捐。
1933年至1935年，在甬城社会热心人士的大力赞助下，对天一阁进行了一次大修。又将原在府学中的尊经阁(因造公共体育场即将拆毁)迁建至天一阁后面；整修了天一阁与尊经阁之间的假山，并增凿池塘一方，与天一池庭园前后映辉，浑成一体。
尊经阁前的一块庭园也极洁静雅致，满院玳桔丹桂，杂以玉兰腊梅，四季飘香，沁人心脾。四周青砖平砌的高墙中，嵌置着大小数十余方石碑。北墙有一道平时双扉紧闭的黑漆大门，门额砖刻“明州碑林”四个挺秀遒劲楷字，为近代浙东书法名家钱罕手笔。
冯孟颛等热心人士，将宁波拆城筑路时出土的不少碑石，连同原在府学中的一些碑记，移置于此，以资保护，故名“明州碑林”。
收入碑林的石刻计有宋碑七方，元碑十六方，明碑三十四种，其余悉为清碑。碑林迁移事于1934年告竣，迄今刚好是五十周年。
七
由于地方人士的努力，天一阁藏书保护状况有过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囿于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仍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到了解放前夕，地方人士也感力不从心，难以为继。特别对于已经霉蛀的大量藏书，无力加以修整保护。
天一阁真正成为人民珍惜的“明珠”，那是解放以后的事。
解放大军即将渡江前夕，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就在一次会议上指示南下大军要保护好宁波天一阁○13。周恩来同志在戎马倥偬之际，对祖国文化遗产仍然如此关怀，是我们后人做好保护文物工作的楷模。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市军管会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了天一阁。不久，人民政府即委派干部，包括吸收当时在阁内做管理工作的两位范氏后人为国家工作人员，并多次拨给经费，对天一阁加强管理和进行比较彻底的整修。1961年，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解放以来，经多方访求散佚，收回了散失在各地的天一阁原藏书三千多卷。
由于天一阁成了国家直接管理的一个藏书单位，阁中藏书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严格保管和合理使用的前提下，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许多研究工作者纷至沓来，从这个古籍宝库中找到并辑录了他们所需的资料，其中包括天文、地震、地质、医学、农政、水利、陶瓷、印刷术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记载，以及农民起义、民族发展、海外交通贸易和人物传记等社会科学方面史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先后派人来甬，拍摄了全部明代地方志胶卷。上海的古籍出版部门，也影印了《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一百零七种，大大便利了对天一阁藏书的利用。
宁波的许多知名藏书家及其后裔，目睹党和政府对天一阁的重视，深受感动。1957年，张季言先生把自己珍藏的“樵斋”藏书五万卷赠送给天一阁；1961年，冯孟颛先生的家属遵照先生遗嘱，将“伏跗室”藏书十万卷捐赠给天一阁；此后相继捐赠的有朱赞卿先生的“别宥斋”藏书，孙翔熊先生的“蜗寄庐”藏书，杨容林先生的“清防阁”藏书，均在万卷以上。这些藏书中有不少系海内罕见之本，凝结着藏书家们的毕生心血，有的书上还有他们的亲笔批校题跋。在八年抗战的战乱年月中，这些藏书家不顾个人安危，随书颠沛流离，人在书在，至死靡他。今天，藏书家们一张张献书辞，不但体现了他们的赤子之心，而且还表达了要把自己藏书与天一阁并存不朽的心愿。目前阁藏古籍已逾三十万卷，其中善本书就有八万卷。
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曾到过天一阁。1958年11月4日，刘少奇同志亲自到天一阁视察。1962年10月26、27两日，郭沫若同志连访天一阁，当场挥毫书写了大幅中堂一轴。诗曰：
明州天一富藏书，福地琅环信不虚。
历劫仅存五分一，至今犹有万卷余。
林泉雅洁多泉石，楼阁清癯类硕儒。
地六成之逢解放，人民珍惜胜明珠。
接着郭老又写了一副对联：
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
郭老的诗和联语，反映了诗人对天一阁的良好意愿，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赞许。
在“文革”前来过天一阁的还有薄一波、陶铸、胡乔木等领导同志。他们除给以肯定的评价和鼓励以外，有的还留下了题词。记得最后来参观的一位是陶铸同志，那已是1966年的事了。
大家一定很关心，宝贵的藏书在“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损失？我们今天可以告慰读者，有赖于文物工作者共同努力保护，藏书完整无损。
十年动乱开始，甬城也不能例外，“横扫”之风一时弥漫全城。面对这种突然来临的变异，阁中同志忧心如焚，认为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天一阁的藏书，决不能让国家文物毁于一旦。于是一面把书楼封闭起来，一面做耐心的宣传解释工作，内部也比较团结，因此阁中藏书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不仅如此，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在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搜罗各地被当作“四旧”的图书和碑石，尽可能把这些文物保护下来。当时从各地搬来的碑石有五十余方，把它们嵌置在阁东南大花园的新砌围墙中。这些碑石中有不少具有地方史料价值。(编者按：“文革”期间在天一阁工作的同志，他们对保护国家文物和藏书，作出极大的贡献。)
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以后，天一阁又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首先，根据周总理遗愿，积极投入了《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的编纂工作，在此同时，编出了能反映天一阁藏书新貌的《天一阁善本书目》(初稿)。
政府又拨出巨款，在原来藏书楼的西北面，建造了具有江南古代建筑特色的新书库一所，用以庋藏续增的古籍。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总书记、彭真委员长、赵紫阳总理以及万里、谷牧、姚依林等同志，都先后来阁视察。
1984年2月，彭真同志特地寄来亲笔题词：“天一阁珍藏了丰富的古籍书画，大有益于古为今用。”
天一阁文物保管所的全体同志，他们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在社会主义建没的新时期中，将为古阁谱写历史的新页。
注释：
① 阮元《定香亭笔谈》。
② 见全祖望《湖语》。所谓南北之分，指住在月湖之南和月湖之北而言。
③ 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
④ 见天一阁藏明嘉靖十一年壬辰《进士登科录》。
⑤ 钱大昕《天一阁碑目》云:“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迄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
⑥ 四明谈助》卷十八。
⑦ 冯孟颛《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序》。
⑧ 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
⑨⑩○12 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
○11 徐时栋《烟屿楼笔记》。
○13 文物出版社《缅怀周总理对文物考古工作的亲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