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后，上海、南京、杭州相继沦陷，宁波成为浙东沿海通往浙赣一带直到湘桂的交通要口。虽然敌机不时侵扰，而市面却是畸形繁荣，直到1941年4月19日宁波被日军侵占为止。宁波鼠疫发生于1940年十月底，是在宁波沦陷前六个月，距日侵略军第一次在镇海登陆又退出的后三个月。根据当时敌我形势，日军对浙东沿海地区，尚无立即攻占的意图，只是牵制华中战局的骚扰活动而已。
    1940年10月27日的早晨六、七点钟，一架日本飞机侵入宁波市空盘旋一周而去。到了中午十二时许，又一架日机低飞于市区上空。当时，在市中心东大路、开明街拐角一带商店住户发现屋瓦上、天井里有麦子和粟米之类散着，拐角处更多。有人在飞机越过时听到屋瓦上啦啦有声，大家感到惊异。隔了三天后，就是10月30日，在这拐角处一家豆浆店里突然死了一个男人和二个孩子。接着，在东后街同顺提庄也死了一人，前街胜利昶西服店也死了四人，豆腐浆店隔壁元泰绍酒店又连续死了四人，上海书店死了二人。宝昌祥内衣店死得最多，有14人。总计先后死在这次疫病的，据当时调查所得有103人。还有几个人染疫后，在疫区尚未被严格控制前已逃往别处，据闻约有十人左右。如元泰酒店一个伙计到了绍兴就死，此外还有到慈溪的，也有到奉化的。幸而这些地方后来没有听到传染。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数十家店户的地区内，暴死了这么许多人，这在宁波的疫病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疫势蔓延，人心惶惶，有不可收拾之势。当地政府，莫知所措，急忙邀集医务界商议防治之策，成立了一个防治委员会，设有医务处、工务处、救护队、消毒队等。由中心医院院长张方庆担任医务处处长，孙金鉐担任主治医师，倪维熊担任工务处处长。
    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疫病?这一个问题，引起了当时宁波医务界的很大争论。染疫者的症状是高热、头痛眩晕、步行蹒跚，神智有时不清，淋巴腺肿胀疼痛。在初发现时，有人误为横痃，也有认为恶性疟疾的。当时中心医院因避敌机轰炸迁在江北岸新马路仁济医院地址，有几个病人送了进去，其中一个是中心医院当工友武顺泉的父亲，即开设上海书店的。据孙金鉐的初步诊断，认为有鼠疫可能，有的医师还是认为不可能，就抽染疫者的血化验。检查结果，是鼠疫杆菌。又把血片送到省卫生处(当时在金华方岩)鉴定，才正式确定。从所有染疫者的发病情况看，一般都是败血型鼠疫，少数是腺鼠疫，没有发现肺鼠疫。潜伏期为2—7天，快的从发病到死亡不到24小时，有的时间较长。所有被传染的人大都死亡，只有极少数侥幸没死。当时元泰酒店的钱某某，只有十四岁，现在宁波酒厂工作，就是一个。从发病经过及死亡率看，证实是鼠疫无疑。
    除了疫病的诊断医疗以外，首先一项措施是封锁疫区。经医务、工务人员会同勘定，东大路以南，开明巷以北，开明街以东，北太平巷以西这一块长方形的约5000平方米的地区划为疫区。先拦草绳洒石灰作为临时封锁线，然后，砌实叠砖墙，沿着疫区四周筑起了一堵比平屋略高的隔离墙。在东大路和开明街一边各开一道小门，在门口设了更衣消毒室，供防治工作人员进出之用。对疫区内的房屋，进行了二次硫磺消毒。疫区内的猫狗之类喂以药物毒死，以免传播疫菌。
    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是疫区内人的处置，必须把染疫的与不染疫的区分开来。根据潜伏期，应有一星期的观察才能决定。乃分别情况，设立了三处隔离病房。疫区内的同顺提庄为甲部，凡是已确定染疫的都集中于此；在开明街原永耀电力公司营业处房屋作为乙部，所有疫区内的人全部迁入，经过一星期的观察和诊断没有染疫疑点的可以迁出；又在开明巷内设丙部，凡是有疑似染疫的，由乙部转入。当时情况，相当悽惨，想逃避检疫的人确也不少，咒诅的人也不少。已死者的尸体成殓后一律在西南郊老龙湾地方(即现在南火车站附近，当时是郊外最冷僻的地方)，挖土一丈多进行深埋。又在老龙湾相近搭三间平屋，将疫区内的甲部迁移到此，对垂死的人作最后的挽救。
    其次是对疫区物资的处理，设立财产登记处，凡是疫区内的房屋器物一律进行登记。其中贵重物品或动用物件，凡可以消毒的必须经过消毒才可以外移。就在疫区西南角的开明巷空地上建筑了两口大灶进行沸煮消毒。消毒人员穿戴防护衣帽，根据登记册分户搬出进行消毒，由家属具领。
    最后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焚毁疫区房屋，这是在封锁疫区一个月后的事。疫区内约有房屋二百余间，大都是砖木结构，沿东大路开明街一带的街面房屋为三层楼或假三层。后街以内大都是二层楼或平屋。当时为了彻底消灭疫源，经专家研究，认为疫区比较集中，又在闹市，同时在这一带街屋的地下，原是一条小河，在东大路扩建时由毗连业主承买，有的已填实，有的还是河棚，藏垢纳污，很难用其它方法彻底消毒。因之，决定了焚毁全部房屋的措施。当局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察勘后也同意这样做。于是，就在1940年12月4日的晚上，点火焚毁。焚毁情况就记忆所及是这样：白天作好一切部署。在疫区内择定了几处燃火点，堆放好稻草，浇上火油，规定了执行放火人员的进出路线。外面戒备森严，军警密布，全市消防队出动，负责保护疫区以外的房屋建筑物的安全。一到规定时刻(约下午六、七点钟)，就由工务处派了两小组人员，各持火把，从二个门口进去燃点好火种马上退出。霎时，烈焰腾空，火光烛天，火焰乘着风向，隔马路向东大路对街扑过去，把街屋的挂面板熏灼得吱吱作响，几处火星直冒，看来有延烧对街之势。消防队集中了几座机龙，瞄准了这一排街屋，开足马达，在一片火光下水花飞溅。这时的东大路上，一边是大火，一边是大水。另一处危险地点是北太平巷一面，弄狭不到一公尺，有几座机龙专责保住弄东一带房屋。先后经过约三、四小时左右，二百余间房屋，悉化为灰烬。当时有人撰了一联对句说：“烧鼠疫场，只准州官放火；防夜空袭，不许百姓点灯。”倒确实是写实。从此以后，宁波市中心就出现了一块鼠疫场。在日军侵占期间，围墙已拆去，沿街树立了一些“东亚共荣圈”等等字牌以及“仁丹”、“大学眼药”之类的大广告牌。抗日战争胜利后，渐渐有人搭盖街屋，开着一些小店。解放后，根据市政规划，这里准备建筑一座大厦，将来再也找不到这一鼠疫场的痕迹了。
    这场鼠疫的发生和经过已如上述。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疫源究竟从哪里来?不但在当时是一重疑案，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也还没有听到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过，国际联盟也没有提出这一类的控诉。根据当时种种迹象，我们可以作这样推断，这是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一次罪行。在鼠疫场被焚之后，有人控告到国民党中央政府，说不是鼠疫，更不应当烧房子。当时国联驻中国的防疫机构派了一个奥国专家由国民党政府卫生部陪同到宁波作了调查。所调查的问题，首先一个“是不是鼠疫?”病人的血片是最有力的证据，这在专家未到达宁波以前在省卫生所里看了血片已经肯定了，到了宁波核对了症状及发病经过等等，当然是更无疑义了。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应当烧房子?”经过实地察看以后，也是没有异议。而最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疫源问题，国联专家对此没有下最后结论，他的调查报告怎样写不得而知。在调查之际，曾经提出有两种可能，一是从外地传染来的，因为浙南庆元曾一度闹过鼠疫。一是从日本飞机撒下麦子粟米夹着跳蚤一类的东西所传播的。但当时大家研究，认为前者的可能性不大。因第一个发病的是豆腐浆店，并没有来自外地的人，也没有其它可疑线索可寻。况且从庆元到宁波，要经过龙泉、丽水、永康、东阳(或金华)、嵊县、新昌、奉化等处，交通非常不便，要经过许多日夜，舟车辗转；而且这些地区都没有发现类似疫病。因之，可以断言不是从外地传染来的。后者从日本飞机撒下麦子粟米的时间和地点与发病的时间和地点却是完全吻合。不仅如此，而且麦子粟米撒得最多的地方，死的人也在这里最多。同时，疫区里发现一些奇异的跳蚤，与宁波的跳蚤不一样，形体略小，色红。看到的人很多，防治人员的白色防护衣上有时也有发现。现在民光电影院工作的钟辉，当时是担任消毒工作的，据他说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小而红的跳蚤。看来，传播疫菌的是跳蚤之类而不是麦子粟米，跳蚤是凭藉着麦子粟米而撒下来的。这些确凿有据的事实，决不能认为这是偶然的事。如果撒下这些麦子粟米不是为了散放带有疫菌的蚤类又是什么用意呢？麦子粟米不从日本飞机撒下来，又是从哪里来呢?在飞机越过时听到声音，发现麦子粟米又是有目共睹，难道是有人捏造出来不成? 疫区封锁了一个时期后，我们还看到墙边水缸口上还抽着嫩芽。
    笔者等都是亲身经历的工作参与者，当时专家有所咨询，都曾据实以告。事隔二十余年，回忆所及，遗漏必多，出入之处，也是在所难免，有待熟知其事者的补充指正。

                                                       （196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