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辉煌胜利。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果，标志着蒋家王朝面临覆亡前夜。是年四月底，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雷霆万钧、秋风扫叶之势，席卷江南，很快占领了南京、杭州。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逃迁广州和台湾。下野后“隐居”在奉化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在宁波解放前夕也离开大陆。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人民解放军七兵团一部会同浙东人民武装进抵宁波郊区，深夜十二时左右进驻宁波市区，宁波宣告解放。从此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延续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解放前夕情况

    解放前夕，宁波的市场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国民党政府为了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军费支出浩大，滥发钞票，形成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向天文数字冲击。本来，在抗战开头几年，由中、中、交、农四家银行发行的“法币”，已经大大贬值，但还不是十分明显；一九四○年，沦陷区汪精卫汉奸政权发行“储备票”，强制沦陷区人民以法币二元折兑储备票一元。抗战后期，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发行“关金券”，与法币同时流通，比率为法币二十元等于关金券一元。抗战胜利后，以法币收兑储备票，收兑率为储备票二百元等于法币一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南京政府又发行“金圆券”，折合率为法币三百万元等于金圆券一元。因此，即使按照国民党所发行的货币票面比率计算，其时也达到三百万倍，而实际贬值则更大了。战前发行的五元、十元面值的纸币，到这时已成一张废纸。有些人在战前的几万元存款，这时只能买几盒火柴了。
    在恶性通货膨胀下，投机囤积之风炽盛。各商店都根据黄金、棉纱、食米的行情随时变动商品价格。有时候，金价每天变动四、五次，物价也跟着猛跳四、五次。广大的工人、一般市民和公务人员，在物价飞涨下叫苦连天，无以为生。国民党在发行“金圆券”时，米价限定为十八元八角八分一石，而到第二年三月十六日，米价已涨至三十五万元一石，上涨近二万余倍。这与抗战前的币值计算，物价上涨一千五百亿倍，是世界货币史上的“奇迹”。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宁波就曾普遍发生抢米风潮。
    宁波广大人民都渴望解放。一九四八年四月，宁波正大火柴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连续二次开展罢工斗争。国民党政府虽然派出军警镇压，但罢工斗争仍然坚持十三天之久。与此同时，和丰纱厂、恒丰布厂也开展全厂性罢工，坚持七昼夜，迫使资本家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和丰、万信一厂、万信二厂、利生、长丰等五大纱厂工人联合开展大罢工，提出“反饥饿、反迫害”口号，与反动派开展斗争，迎接解放。反动派手忙脚乩，连夜策划，准备进行一次大逮捕、大屠杀。中共地下党组织鉴于当时的形势，宁波的解放指日可待，为了避免流血，保存实力，指示各厂工人暂行复工。宁波的文化教育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更是深恶痛绝，衷心盼望解放。有些中学，例如三一中学，就在该校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迎接宁波解放的准备工作。
    至于宁波市工商业者，当时的心境则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对于国民党当局在长期统治中的倒行逆施，失去信心，尤其对于当局的经济掠夺政策，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更感愤懑。看到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国家民族的前途出现生机，自然感到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则感到怕惧，疑虑重重。所以在解放前夕，宁波工商业者就开始分化。特别是一些拥有较大规模的工商企业，开始采取疏散财产的办法，关的关，缩的缩，解雇了相当一部分职工。部分资本家则挟资外逃香港和海外。钱庄、纱号、银楼等行业，多数店家将资本归还给股东，留下盈余又分发给部分职工，准备坐吃，观望形势。但大多数工商业者，采取观望等待态度，听天由命。

    解放军的进驻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渡越钱塘江后会同会稽、四明山区我党的地方武装进逼宁波郊区。驻守在宁波的国民党八十八军“长江”部队的主力向舟山逃遁。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也纷纷撤离。留在宁波市区的已只是一些后卫部队，还有一些土匪特务潜伏下来。人民解放军东进部队在浙东游击纵队配合下，于五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连克余姚、上虞、慈溪等县。五月二十四日下午，解放军进入江北岸。
傍晚前后，全市店铺纷纷打烊，一些大厂大店的前后门都堵塞了起来，防止宵小活动。中小商店的店主也将值钱的商品转移到自己的家中藏起来，店房则交由胆子较大的学徒或伙计看管。入夜，枪声渐起，间或夹杂几响炮声。在街上，时有国民党哨兵的吆喝口令声和后卫部队逃离撤防的脚步声。这一夜，老百姓个个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提心吊胆。二十五日清晨，人们从窗隙门缝中向外探望，只见街头巷尾，都有人民解放军在那里站岗守卫了。胆子较大的，陆续蹑向街头，向解放军的哨岗问长问短。当天上午，开门的商店甚少。下午，开门的更少，差不多吃过中饭就关了店门。第二天，情况稍好，开门的商店渐多。原来在头一天，店主们都在街上观察动静，打听消息，见全市所有商店都未遭到抢劫，才放下心来。又见共产党的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入城后一律露宿街头，无一人进入商店或住宅，更感钦佩。
    二十五日上午，宁波各中学师生，组织庆祝宁波解放的游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从体育场出发，沿东门街到濠河头，浩浩荡荡，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天。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个人扛抬的巨幅的毛主席画像和朱总司令画像。这是宁波人民第一次看到的二位革命领袖的肖像。这两幅画像是三一中学地下党员杨少的父亲杨连昌(美术老师)秘密绘制的。
此后，各工厂、学校上街游行的人陆续增多，载歌载舞，红旗飘扬，欢庆解放。

    旧商会的活动

    在人民解放军进驻宁波的过程中，宁波市原有的商会组织和一些工商界中的代表人物，出于其本身的利害关系，也曾做了不少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对保护当地的工商企业起过一定的作用。当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后，有人听说国民党部队要对宁波的一些重要工厂设施进行破坏，以防止解放军以宁波作基地向舟山群岛进攻，原宁波商会也担心国民党部队在撤离时会出现乘机抢劫的情况。于是联合一些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人物，采取以下几项具体措施：
    （一）筹集应变基金  这笔基金向各工厂商店筹措，名称为“救济米”，每石米折价银币三元，只收代金，不收实物。在各钱庄筹集的黄金为一百十余两；在绸布店和百货商号中筹集有银币二、三千元。遇有紧急需要，如国民党残部要破坏工厂商店或公共设施，或纵火抢劫，即可拿出这笔基金说项谈判，保护企业。后因形势发展较快，人民解放军进展快速，国民党主力“长江”部队慑于被歼，及早撤离，这笔基金未曾动用，后来全数归还原主。
    （二）接受党的任务  在宁波解放前一段时期，我四明山革命根据地同志曾向宁波工商界中一些头面人物秘密发出劝告信，要求他们切勿跟随国民党逃跑，切勿听信敌人对共产党的诬蔑和造谣，要很好地保护工厂商店，维持原状，不得分散物资或破坏。接着，由党的四明山地方武装城市工作委员会钱铭岐主任，邀约宁波工商界中的代表人物沈曼卿在鄞西高桥宝明寺开会，提出以下几项措施：(1)严密监视国民党一些重点机构和市内重点工厂企业的动向；(2)迅速改组商会中的自卫救济委员会，掌握该组织的所有财产；(3)组织力量，及时做好迎接解放的一切准备工作。并确定由金臻庠和沈曼卿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因为宁波的旧商会，势力很大，社会上一切重大活动，都在旧商会中进行。掌握了商会的权力，对于宁波的解放将会发挥作用。沈、金等人即根据党提出的要求，立即改组自卫救济委员会，充实力量，安插进与党有联系的一些人士。为了便于掩护，仍推举当时鄞县县长李洁为自卫救济委员会主任。
    （三）组织治安力量 商会方面认为，国民党的“长江”部队虽已撤退，但隐蔽在各个角落的残余匪兵为数仍多。他们在紧急关头，可能会出现边退边抢的凶恶行动，也可能引起一些歹徒的趁火打劫。因此，商会会同各区，号召原有的义勇警察和各救火会的救火人员，迅速组织起来，负责市区临时治安。由于群众和工商界赞同，很快编成一个治安大队，分布在市区各处，听候命令，执行任务。
    五月廿四日，传来人民解放军已向宁波推进的消息，商会方面即将事先准备好的“治安纠察队”臂章，分发给各区的义勇警察和救火人员，手持木棍，四出巡逻，以防歹徒。晌午时分，商会接到急报，获悉解放军大队人马即将到达江北岸，即派人前往迎接，迎至江北岸青年会暂驻。这天上半夜，商会内所有电话机的铃声不绝，都是各路纠察队打来的报告国民党残部撤离情况。深夜一时许，钱铭岐同志派人持信到商会，通知金、沈二人，谓四明山人民武装部队已从西乡进入宁波市区，在旧鄞县县政府与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会师，宁波全城解放。
    第二天，军民各界在商会礼堂举行大会，宣布宁波解放。军管会发出安民布告。过了几天，军管会就邀集宁波各大厂负责人在钱业会馆举行座谈会。后又在天然舞台举行庆祝会。军管会主任丁秋生以及顾德欢等负责同志均出席，庆祝宁波解放，并宣布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号召他们遵守共产党的法令，搞好生产，安居乐业。
               

    编注：在解放大军渡江前夕，中共浙东临委和浙东纵队已受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的直接领导和指挥。在解放大军渡江前夕，浙东临委接到华中分局、华中军区来电指示，要浙东敌后武装准备配合渡江入浙主力部队，解放浙东广大城镇。为了迎接解放，浙东临委于三月二十一日在诸暨陈蔡召开了临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正确地分析了浙东在胜利前夜的形势，着重讨论了关于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问题，确定了接管城市方针。会议强调指出，要开展城市宣传工作，使城市各阶层人民及国民党军政人员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要调查了解城市情况，特别是调查城市人民和工厂企业的情况。要普遍而有中心地开展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党政军人员的联系和谈判，通过联系和谈判，了解情况，获得情报，麻痹敌人，稳定局势，保护城市不受破坏，以便于大军到达时顺利而又完整地接管城市。  (见吕树本等撰《浙东革命根据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