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港口，在清朝晚期上海港崛起以前，她一直是我国东南沿海开展对外交往的最大口岸。从晚唐、五代、宋代以迄元明，宁波的对外交往绵延不衰。尤其是对东邻日本的交往，更是频繁。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遣宋使、遣明使，大都是从明州、庆元（均宁波旧称)上岸的。每年来到中国进行贸易的日本商船和前来江南五山十刹朝觐和探究佛学奥秘的日本僧侣，更是众多。因此，宁波实际上是我国历史上中日交往的门户。在晚唐和北宋时代，宁波还是通向南亚、中近东和非洲东岸“瓷器之路”的启航地。由于当时西方各国还不懂得瓷器的烧制技术，中国瓷器的出现曾经轰动西方世界，被视为珍品。更由于慈溪上林湖和鄞县东钱湖四周是越窑青瓷的主要产地，地近宁波，海运便捷，所以宁波一度是西方各国获得中国瓷器的重要口岸，中外商船往来不绝。明初，由于倭寇骚扰，中日交往一度恶化，后来虽有所缓和，但双方的贸易限制甚严。清初，清政府闭关自守，实行海禁，对外交往中止，宁波的对外贸易随之断绝。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但其时上海港已逐渐兴起，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深广的腹地优势，宁波对外交往的重要地位乃被上海所取代，对外贸易亦随之衰落。

    一

    在历史上，宁波形成了以农业、手工业的土特产品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宁波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则起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正是清政府洋务运动高涨的时期。当时在中国创办现代工业的，除了清政府官办的外，都是一些官僚买办阶级。他们看到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经营企业的巨额利润，就对资本主义的生财之道发生兴趣。宁波的第一个现代工厂，是通久源轧花厂，设在宁波北门外。这家工厂是在一八八七年 (清光绪十三年)由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幕僚严信厚 (道员、曾任河南盐务督销等职)，拉拢官僚买办、封建地主等集资五万而创立起来的，从一家原有的手工轧花工场改建为机器轧花，拥有日本制造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有四十台新式轧花机，三百多名工人，具有一定的规模。它不仅是宁波的第一家近代工厂，也是我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一八九四年，严信厚把通久源轧花厂扩建为通久源纺纱织布局，于一八九六年开工生产，有资本四十五万两白银，纱锭一万一千二百枚，织布机四百架，工人一千二百多名，年产棉纱一万一千件，是浙江省最早的纺织厂。
    满清政府鉴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洋务派的鼓吹，提出 “实业救国”、“奖励实业”等口号。宁波一部份官僚买办、封建地主和商业资本家，也纷纷向工业投资。从一九○○年到一九一二年，先后创办了十八家工厂，即通利源榨油厂、正大火柴厂，立新针织厂、厚丰布厂、明华玻璃厂、宁波自来水公司、永华布厂、和丰纱厂、光明皂烛厂、傅泰记米厂、顺记铁工厂、五美袜厂、任信记营造厂、华泰丝厂、大美肥皂厂、汇昌机器厂、华兴机器厂、战船街电厂。这十八家工厂，最大的为和丰纱厂，创办人名顾元琛，资本为六十万银元，工人一千七百八十五人，纱锭从一九○七年开办时的一万一千二百枚扩展到一九一二年的一万六千八百枚。并有发电设备，除供给本厂的动力照明用电外，还供应给城内各商店和居民照明用电。实际上成为宁波最早的电力厂。其他的一些厂，规模都不大，如一九○○年创建的顺记铁工厂，最初就只有工人五名，承接一些小型的机器修理业务。此外，为了与英商太古公司开展竞争，宁绍、三北两家轮船公司也在这一时期在宁波设立了分公司。

    二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压迫。这个时期，宁波和全国各地一样，民族工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的八年中，宁波又先后创设了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美球针织厂、如生罐头厂、华陛印刷厂等二十一家工厂企业，至此，全宁波共有三十九家近代化工厂企业，分类如下：
    棉纺针织业              9户
    食品加工业              11户
    机器修理业              6户
    公用交通业              5户
    日用品工业              8户
    以上三十九家工厂，共资本约银元二百三十万元，有工人五千余人。开始形成了宁波资本主义工业。其资金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1、官僚买办阶级的投资；2、封建地主阶级的投资；3、帝国主义在宁波教会的投资；4、商业资本的转入；5、小生产者的转化。其中以官僚买办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投资占主要来源，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的严信厚，和丰纱厂的戴瑞卿、顾元琛，通利源榨油厂的汤仰高，永耀电力公司的周仰山，四明电话公司的厉树雄等等，占工业资本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当时宁波民族工业的特点主要是生活资料的轻工业，属于重工业类型的电力厂和机器修理厂还不到工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七。
    这是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宁波市工业情况。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舶来品减少，是宁波工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宁波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但是这些厂开办后经营并不顺利，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因失火倒闭；通利源榨油厂长期处于半停工状态；火柴厂因经营不善而数度易主；自来水厂也是昙花一现即行凋谢；和丰纱厂因日、美、德、英等国在华设厂，洋纱竞销，复因棉花歉收，经常停工。“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我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高涨，大力提倡使用国货，民族工业才显露生机，宁波各工厂的情况大大改善。例如和丰纱厂在一九一九年的盈利达到一百四十余万元，资本扩充到一百八十万元，纱锭扩充到二万三千余枚。不仅棉纺织轻工业有较大发展，就是机器工业也有了发展。汇昌铁工厂开始仿制老式柴油机，最大的有四十匹马力，在宁波机器工业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三

    到一九三二年，宁波全市已有工厂一百五十八家，年产值为一千零八十万元。但其中多数为小型的织布厂、针织厂和碾米厂，新设的大型厂仅恒丰布厂、立丰面粉厂和冷藏公司三家。当时，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加紧对华进行商品竞销，使正在萌芽的我国民族工业备受摧残。以和丰纱厂为例，一九三二年因花贵纱贱，生产一件棉纱要亏本三十元，半年内即亏本四十四万元之巨。在一九二九年开办起来的恒丰布厂，在英商纶昌印染厂的蓄意倾轧下，每匹布价从六元跌到四元以下，被迫停工。帝国主义者在挤垮了竞争对手后，又将布价逐渐抬高到六元以上，恒丰布厂看到市价回升，重新借款恢复生产，而帝国主义者又重施故技抑低布价。在这样的反复摧残下，恒丰布厂负债达九十余万元。一九三○年设立的立丰面粉厂，面粉价格决定于上海由帝国主义操纵的投机交易所，一九三二年面粉价大跌，立丰厂因连年亏本，至此更难维持。延至一九三四年，终于宣告倒闭，欠款达九十余万元。此外因亏负巨大而倒闭的还有美球针织厂等。如生罐头食品厂也因日货走私，市价下跌而亏损甚巨。

    四

    一九三七年，我国开展全面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绵亘八个年头。在这段时间内，宁波工商业起了深刻的变化，经历了二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抗战开始到宁波沦陷为止，即从一九三七年秋季到一九四一年春季，约三年半时间。在此期间内，上海、杭州等地已相继沦陷。由于上海仍有租界存在，沪甬线航轮仍在通航，宁波成为内地各省物资的运转口岸，大量物资在宁波集散。宁波本身的工业品也畅销至内地各省，出现空前的景气，摆脱了原有的窘境。和丰纱厂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扩大纱锭至二万六千枚，其产品供不应求。仅一九三七年一年内，就获暴利一百二十六万余元。到了第二年，该厂所欠的垦业银行押款全数清偿。织布业一则由于棉布畅销，二则因大型的恒丰厂在上海开设分厂，小型布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同业达到五十家。在立丰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太丰面粉厂，也因面粉畅销，在价格上又摆脱了上海交易所的限制，因此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盈余二十五万元。其他如卷烟、肥皂、火柴、毛巾、袜子、牙刷以及其他日用工业产品，也都大幅度增长。当时，由于江西、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等地的客商集中在宁波办货，宁波商业上出现了畸形繁荣景象，行驶于沪甬线之间的航轮多达二十余艘，每日进出口的物资多达一万五千吨以上。单帮、掮客满天飞，批发字号猛增至三、四百家，旅社、茶馆、酒楼、妓院遍地，报关行也达到一百多家。繁荣的商业，大大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三九年镇海口封港以后，宁波的工商业仍甚发达，是宁波历史上工商业的一个“黄金时代”。
    第二个阶段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日寇在镇海登陆后，宁波沦陷，迄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时期，宁波工商界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一则为防范日寇汉奸勒索，二则避免沾上汉奸罪名，保全身家性命，纷纷走避内地和上海租界。宁波的一些较大工厂，有的关闭，有的缩小经营范围。其时和丰纱厂因厂房失火被焚已停止生产；恒丰布厂老板逗留上海租界，宁波总厂处于半停工状态；诚生布厂遭兵匪劫掠，资方代理人姚玉凤忧郁成疾而亡，工厂随之倒闭；开设在东钱湖边的大昌布厂，老板们耽心日寇骚扰，无意经营，仅留下少数几名职工开荒护厂，其余全部遣散；正大火柴厂也一度停止生产，工人遣散，职员逃往三北避难；太丰面粉厂和通利源榨油厂的情况也是如此，经营范围大大缩小，开工率不到三分之一。四明电话公司的用户，从二千二百七十三户锐减至一千一百户。永耀电力公司虽末遭日寇接管，但因敌伪横行，偷电漏电严重，亏蚀累累。整个宁波的工业生产，一片萧条景象。唯一不同的是宁波的卷烟业，乘机兴起。因为当时日寇对卷烟的进口实行统制，沪产卷烟断档，各地卷烟供应十分紧张，土产自制卷烟到处出观，香烟纸的走私贩卖活动活跃。因此宁波的卷烟业应运而生，出现了数十家小型卷烟厂。此外，一些小型布厂，虽在敌伪汉奸的勒索下，经营比较困难，但因棉布短缺，利润也颇为优厚。

    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抗战胜利。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宁波工商业表面上恢复繁荣景象，但实质上危机四伏。当时和丰纱厂从上海“和新”纱厂中分得六千枚纱锭，因陋就简地恢复生产。久丰纱厂与美丰纱厂也扩大经营。有一万枚纱锭的万信纱厂与规模较小的利生纱厂，也先后创立。在布厂方面，恒丰、厚丰、大华本、丽华、大昌等布厂均恢复生产。一百多家手工织布厂如天一、长生、同大丰等，也纷纷投产。交通运输方面，沪甬线恢复通航，宁穿、鄞奉与通往三北各地的公路运输也陆续恢复。正大火柴厂、太丰面粉厂、榨油厂等开工率也达到战前水平。其他手工业、工场、作坊也开始复苏。但是，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通货膨胀，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时计算，货币的票面比率已贬低三百万倍，实际贬值已远远不止此数。而工业生产周转缓慢，生意更是难做。另一方面，美国货充斥市场，如正在萌芽的宁波造纸工业，在美货牛皮纸大量入侵后，华伦纸厂被迫停工，改制粗纸，每月开工率只五天到十天；张新记牙刷厂的牙刷没有销路，积存了二个月的产量，资金周转困难，常常停工；美国香烟“骆驼牌”的倾销，不仅使宁波各烟厂出品的卷烟无人问津，就是华成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出口的沪产卷烟也大受打击。土产棉布因成本高、质量差，也敌不过进口棉布，产量大减。一九四六年，鄞县县府核定的电价，照明用电五度以下电费为每度伪法币九十元，而马达用户电价每度竟高达一百六十五元，大大增加了工业的生产成本，迫使各大型工厂利用进口柴油自行发电。电厂方面由于失去大量工业用电，成本增高，发生困难，又把困难转嫁到其他用户身上。
    再则，当时的投机囤积之风极为炽盛，各商店都根据黄金、棉纱、食米的行情随时变动商品价格。有时候，金价每天变动四、五次，货价也随之变动四、五次。特别是棉纱投机市场，每天买空卖空，兴风作浪。每天买空卖空的棉纱投机成交都在五千件以上。若按黄金价值计算，每天在一万五千两黄金之间。市场及经纪人、纱字号的佣金收入，每天也达到四、五件棉纱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工商界动荡不安，无意于正常性的经营，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投机市场上，参加投机活动，从而出现了“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的情况。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工业资金，也流注入投机市场，这就更加增大工业生产的困难。
在抗战胜利后迄解放时夕，宁波工业界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出现了依附官僚势力的明显倾向，包括鄞奉汽车运输公司、和丰纱厂、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冷藏公司、如生食品厂、宁穿公司等等。这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与国民党的党、军、政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有潜势力的人，就直接担任经理或总经理职务，攫取了企业的领导权，而原有企业的股东或董事，则大都失去了发言权，任凭他人宰割。

    六

    总之，宁波的民族工业表面上虽然恢复繁荣景象，但实际上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侵吞、独占以及苛捐杂税的重重盘剥下，民族工业只能面临破产和半破产的命运。一九四八年，宁波虽有四百八十四家工厂，但百人以上的大厂只有八家，职工总数只有七千六百三十九人。
    从十九世纪末叶到宁波解放前夕的半个世纪内，宁波近代工业所走的道路是极其曲折的，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1887—1912年  工业兴起时期
    1914—1930年  工业发展时期
    1931—1936年  经济衰退时期
    1937—1941年  畸形繁荣时期
    1941—1945年  沦陷时期，工业瘫痪
    1945—1949年  经济动荡时期

    七

    解放前宁波的民族工业，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小型性和消费性
    解放前，宁波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型工厂。比较大一点的工厂，不过是和丰纱厂、恒丰布厂、万信纱厂几家而已。而它们的纱锭，每家也不上二万枚。宁波人常说的“宁波只有三支半烟囱”，也是形容宁波工厂规模小得可怜。宁波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大都是属于日用消费工业品。根据一九五一年私资重估时的材料统计，宁波当时尚有二百八十四户工厂，从业人员总数为四千九百八十八人。除了一家电厂和四十七户机器厂属于重工业系统外，其余都是轻纺工业和加工工业，包括二十家锯木厂，四十八家小型针织厂，一百零九家小型纺织工厂，三十二家粮食加工厂。所谓 “机器厂”，实际上都是一些机器修配厂，四十七家机器厂只有职工二百五十六名，平均每家不到六名。因此只能给进口的一些机器设备搞搞修配。再以纺织厂为例，名义上有一百零九户，但除了恒丰、大昌、厚丰等几家稍大外，其余的大都只有十数台布机。有些布厂的老板，本身就是织布工，凑上几名家属，挂上某某布厂的招牌。又如宁波的十几家烟厂，大都是一台或三两台卷烟机。其他如一些粮食加工厂，甚至稍具规模的通利源油厂和如生罐头食品厂，也是忙时招来了一批工人，闲时就解散回乡。即使是属于“三支半烟囱”之一的永耀电力公司，解放前的全部发电设备也只有八千一百瓩，实际发电量不到六千瓩。这些，都说明解放前宁波市近代工业是极其可怜的，其基础是十分薄弱的。
    二、剥削的严重性
    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剥削工人、猎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宁波的民族工业本身既然十分落后，又处在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和排挤下，资本家要同他们的对手竞争并获得利润，就必然要从对工人群众的残酷剥削中去找出路。在宁波各工厂劳动的工人工资，大大低于上海市同一工种的工人工资。而且工资制度也极不合理。例如一九三二年以前和丰纱厂总经理的月薪为六百元银元，而一般女工每月工资却不到十元，相差六十余倍。工人的劳动时间又长，一般每天十一小时，多的十二、三小时。在旺季加班时，也有长达十八小时的。为了加重剥削和便于统治，宁波的一些工厂还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和丰纱厂除了管理人员、技工和修理工之外，全部都是女工；正大火柴厂绝大部分是女工、童工和包活工。以包活工为例，抗战前每糊制一万只火柴盒子，费时近半个月，仅付给一元钱工资，以当时米价七元一石(每石一百五十市斤)计算，只值大米二十几斤。在宁波几家烟厂中扎叶的女工，每天工资只有七合米(一市斤左右)，甚至低到三合米。即使天天出工，每月也只有二斗米 (三十市斤)。可见工资标准的低下，是十分惊人的，连维持工人本身从事再生产的条件也达不到。资本家还制订各种压迫和侮辱工人的规章制度，如检查制度、抄身制度等等。甚至借助各种封建性的乃至更原始的形式来统治工人。至于劳动条件，更是恶劣，厂房狭小，空气污浊，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发生工伤事故。烟厂的扎叶女工，寒冬腊月，手指龟裂出血，加上烟叶有碱性，刺痛难忍。厂里又没有食堂，工人吃的饭都是自己带去的，啃咸菜咬冷饭。而老板对工人稍不如意，随时可以回头生意。遇有疾病工伤，老板更是死活不管，等待工人的只有失业的命运。
    宁波距上海仅一水之隔，沪产工业品和洋货，源源涌入宁波市场。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远远优于宁波的地方产品。而宁波的一些工厂之所以能够立足，在资本主义的剧烈竞争下尚能幸存，除了别的因素之外，宁波工人工资的低下，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 对钱业界的依赖性
    解放前宁波的近代工业，无不依赖于江厦钱业界。钱庄是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早在清朝初期，宁波就有钱庄出现。“五口通商”后，宁波的钱庄业发展更快。这些钱庄大都集中在江厦街一带，对扶助工商业、促进生产、调剂金融、繁荣市场、便利汇兑等都起过积极作用。宁波钱业界推行一种“过账”制度，是商事活动中的一大创举，沿用近一百年。它对宁波工商业的发展，更有其特殊作用。一九三一年，宁波的钱庄(包括现兑庄)共有一百六十户，存款一亿多元。省内杭州、温州、绍兴、金华，省外上海、武汉、天津、营口等城市，都有宁波钱业界的放款。仅上海一地，就放款二、三千万两白银。宁波钱业实力之雄厚，凌驾于沪、汉各埠。而宁波的一些工厂企业，也大都依赖钱业界的贷款。这些工厂，除了厂房等机器设备外，其流动资金基本上仰仗于江厦钱业界。没有江厦钱业界的支持，这些工厂就无法开工。但是钱业界对工业是歧视的，他们宁肯把资金投放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商业上，不愿把资金投放到风险大、周转慢的工业上。因此要取得钱业界的贷款，往往要通过私人交情才能办到。即使如此，条件也是极其苛刻的。例如一九三一年和丰纱厂因亏蚀过巨，无法开工，要求垦业银行贷款，银行方面则要求该厂以全部厂基作为抵押。一九二六年正大火柴厂资金周转困难，曾向中国银行和瑞康钱庄借款，瑞康钱庄的条件就是派遣该庄负责人的侄儿常驻火柴厂，监督财权。一九三三年，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布价猛跌，恒丰布厂产品销路呆滞，存货积压，生产难以为继，而钱业界又乘机向该厂逼债，索取四、五十万元欠债，弄得该厂只得停产，宣告清理财务。工业界为了谋求本身的生存，往往忍气吞声，承受钱业界提出的苛刻条件。
    四、与上海资本的特殊关系
    解放前宁波的近代工业，绝大部分有上海甬籍同乡的投资。由于宁波人善于经商，在上海从事工商业的人尤多，居于上海工商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一九四一年的不完全统计，由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大小工商企业，就有二千七百四十六家。光是从事呢绒、绸缎、纱布的行业就有一百二十家。在金融界，有钱庄十四家，银号五家，银行十七家，证券交易所十四家，几乎操纵了上海金融界。上海工商界中的名流，如朱葆三、叶澄忠、虞洽卿、袁履登、秦润卿、刘鸿生、蒉延芳、金廷荪、周宗良、刘聘三、竺梅先、项松茂、俞佐庭等，都是宁波人或宁属六县人。在宁波的三七市董家、半浦郑家、镇海北乡十七房郑家、洋墅徐家、桕墅方家、小港李家、腰带河头秦家等家族财团，都在上海占有很大潜势力。这些在上海的甬籍同乡，他们在事业上虽然把宁波放在次要地位，但由于宁波人有特殊的乡土观念与家族观念，因此对家乡工业的支持也是比较热心的。例如永耀电力公司的创办人中，就有虞洽卿、周仰山、孙衡甫、刘鸿生等上海著名老板的投资。立丰面粉厂倒闭后，就由金廷荪、俞佐庭、蒉延芳等投资重建太丰面粉厂。恒丰布厂在创办之初，就有上海甬籍同乡洪泳樵的投资，一九三三年面临困难时期，该厂濒临倒闭的险境，上海甬籍同乡即大力集资支援，让该厂清偿债款。宁波的万信纱厂，包括一厂与二厂，投资一万两黄金与四千件棉纱，全部由上海老板承担。其他如和丰纱厂、冷藏公司等等，也都有上海老板的投资。这些，都说明宁波工业与上海资本的特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