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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文史之窗文史汇编《文史资料(第五辑)》
宁波电话事业的回顾
倪维熊
字号:[  ] 发布日期:2006-12-18 信息来源:本站 信息作者:系统管理员

 

    开天辟地,惨淡经营


    在民初宁波电话公司创立以前,先有和丰纱厂一家自办电话,该厂在战船街设立一所小型发电厂,装设一座10门电话交换机(属对讲电话性质),通达江东总厂,还供应市内一部分电灯,如浩河头官盐局等。这是宁波电话的史前情况。
    宁波电话公司的几个创办人是王匡伯和王仰之。王匡伯在清光绪末年任官督商办杭州电话公司总办,蔡珪爵(酉生)任公司材料课长。宣统年间,匡伯调任官办北京电话局局长。光复后匡伯南返,其堂弟王仰之与蔡珪爵商议,想在宁波搞一个商办电话公司,蔡对电话事业既比较熟悉,也感有兴趣,认为宁波这一地方电话可以发展,计议遂定。但又考虑到宁波人有排外思想,必须拉拢几个宁波有关的人,以期减少阻力。于是就由王仰之拉他的姐夫李徵五,李是镇海小港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宁波很有地位。由李徵五再去拉定海人朱葆三,朱是上海商界巨子,筹集资金数万元,组织“宁波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王仰之任董事长,蔡珪爵为筹备主任(公司成立后任经理。重要职员也是从杭州电话公司抽调来的,如话务领班徐庆坤、副领班张懋之,外线工头胡寿泉,副工头经久涛等。民国元年(1911)开始筹备,在江北岸新江桥堍宁安旅馆挂起了筹备处的招牌,在江心寺跟(在战船街)租赁几间民房,先装设了容量一百门的磁石式交换机,后又续装了一百门,敷设杆线(都是单线),因陋就简。当时风气未开,迷信思想很重。为了一支木杆立在谁家店门左首或右首,就要发生很大的争执。照当时的说:右首是青龙,左首是白虎,如果立在左首,那就是“白虎当头”,这家铺子就要亏本倒楣,但是甲家的“青龙”就是乙家的“白虎”,结果是无处可以立木。也有人为了外地人到宁波来办电话,表示异议,分发传单,公司方面挽出李霞城(李也是镇海小港人,任省议会议员,与李徵五是本家)。当时征求用户也是费尽口舌,有的说电话没有多大用处,老牌子店根本不用电话去招揽生意,小店又负担不起电话费。公司为了兜揽用户,专聘了一个交际员郭安淳,他是宁波本地人,又是在自治会里工作的,经过几个月的奔走,勉强招揽了20多户,大都是机关团体。到民国2年(1913)5月5日开始通话,宁波电话就在这一天正式诞生。
    经过二年时间,用户陆续增加到将近200户。当时的两座磁石式交换机,没有复式闸孔,靠几个中继闸孔彼此转接,非常不便,再扩充更加困难。必须全部换装有复式闸孔的总交换机才能适应需要。但是资金方面已力不胜任,就由王仰之商得王家的亲戚南浔富室刘翰怡借款4万元,解决了这个难题。于是购进原址基地房屋改建西式楼屋三间(原战船街53号),另购瑞典依力克生厂 ( L . M . Ericsson )制造的信号管磁石式交换总机四百门(即全部1200百门总机的三分之一)。同时,在通江北、江东各放水底电缆50对,这是自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扩展。扩展以后,原想从此基础稳固,可以日新月盛,不料事出意外,当时宁波商业凋敝,用户没有多大增加,公司连年亏损,负债累累。公司债权人除刘家外,还有杭州华孚银行,总经理吴厚卿,宁波分行就设在电话公司的厢房内(后来总行迁上海,经理厉树雄,后又改组为联华银行),各股东因电话公司的连年亏损,无意继续经营,乃于民国10年(1921)经股东会议决议宣布解散,“宁波电话公司”就此结束。

    二度扩展,营业蒸蒸日上


    “四明电话公司”是继“宁波电话公司”之后创办的,主要负责人是厉树雄。之前厉只是与公司产生了双重关系,一是购料订货关系,一是债权关系。前者是因为厉在上海经办一家洋行,是经售瑞典依力克生厂的电信器材的,宁波电话公司所扩装的400门总机,就是蔡酉生与厉树雄接洽成交的。后者是因为厉又是华孚银行的总行经理,对宁波电话公司有债权关系,对一个倒闭的企业,债权人当然也有他的一种盘算。厉本人几度到过美国,对新兴事业也较有兴趣,也想趁此机会在家乡办一点事业。于是通过孙宝琦(慕韩)关系,转商债权人刘翰怡把债款改为投资,厉又另抬股款16万元,共为20万元,组织“四明电话股份有限公司”。以12万元收购前局全部财产,继续营业,以八万元为改良设备,加以扩充。人事方面,推刘翰怡为董事长,厉树雄为总经理,蔡酉生为经理。由刘翰怡派一总会计名汪星台,王仰子的儿子王孟加任总稽查,工务主任由曾任杭州大有利电灯公司管外线工作的徐雪琴担任,其他人员无多大变动。不久刘翰怡去世,由厉树雄继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正当接收整理的时候,遭受一次特大的台风。当时的路线都是明线,杆木高,挂线多,一经狂风暴雨的袭击,全市杆木吹倒,过江线损坏,断话达二月之久。幸公司改组伊始,尚有余力,一面收拾残余,一面改装架空电缆,减少明线。在后又加放公司到灵桥地下电缆200对、江北过江水底电缆100对,将原有通江北的50对移作通江东的过江水线。因江北电话用户的发展较快,原有50对水线已不敷用,曾在江北岸华安旅馆设立临时分交换机,加放水线后,分机撤销。总机设备,扩建开始将原向依力克生厂订购的1200门配装齐全,用户不断增加,又由厉向“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  (即“上海电话公司”)买进旧总机600门,共有1800门的总机容量。到1934年已有用户1800户,达到当时总机容量的饱和点。资本已增到30万元,再扩建资金也已不敷运用。于是再度增资,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建和革新。
    这一次的扩建和革新,资金方面由股东增资20万元,借款20万元。另购战船街与和义路之间基地2.5亩,建造钢骨混凝土三层楼大厦一座。第一层为办公室,第二层为供电设备、配线架、测量台,第三层为交换室,有容纳八千门总机的面积,留有将来陆续扩充的余地。全部钢窗,打蜡地板。磨石子地面,电力、电话、电铃等设备都用暗线,自来水、卫生设备、消防设备齐全。这样的新建筑,当时在宁波房屋建筑史上确还是初见。由厉聘奥国建筑专家林士浩( B. J.Lindskog)设计,上海范明记营造厂承造,俄籍建筑师托巴林为监督指挥。动工于1934年3月15日,到1935年4月全部落成,7月15日正式通话。机器程式选择共电式,一因宁波地方潮气重,风沙多,自动总机在这方面要求高,机件维护上较为困难;二因自动话机须由用户自己拨号,在使用习惯上也会感到不方便;三因当时估计宁波电话发展情况,共电式已足够应付。有此三因,就放弃了改装自动式的打算。总交换机容量为2500门,25个座席,外加夜铃座席一个,备用空座席一个。平均每座席接用户线100家。总机以外,设测量台一席为测试线路障碍之用,配线架、继电器全套设备。电源设备有振铃机两座(一用市内电力,一用蓄电池电力)、马达直流发电机一座、引擎直流发电机一座和蓄电池两组(每组24缸,容量各为1000安培小时)。关于线路装备,外线共装3400对。除原有电缆外,增设架空电缆100对者5321尺,50对者38706尺,25对者50189尺,15对者5355尺。地下铅装电缆300对者20023尺,200对者15947尺,100对者7990尺,50对者2400尺。加放过江水底电缆200对者两道。架空明线概用17号紫铜线双线。全市总计立有杆木2000余支,原有借用电灯杆者一律拆除。全市共装分线箱124具。内部机线工程由瑞典依力克生厂设计,由该厂派专家詹生监督施工,公司方面聘交通部上海南市电话局局长徐学禹为设计顾问,并由徐学禹介绍原任交通部一等技术员徐正大主持技术上一切事务。关于管理方面,在新机通话以前,将全部话务人员加以甄别训练,并派领班班长等分赴上海、苏州等处电话局实地参观。参照各局成法,制订服务章程,凡值班的接线人员用语动作都应按严格规定,接线拆线要求迅速,态度要求谦和,这些定章在当时确曾起了改进的作用。只是罚则过于繁琐,动辄以处罚作为主要管理方法,不从积极教育着手,这是最大的缺点。
    新公司大厦落成,内外机线焕然一新,声音清晰,信号准确,接线迅速,障碍减少,与前迥然不同。不多时间,用户已达2000余户,交换总机实用座席为21席。在此以后到1937年抗战开始这一阶段里,用户逐步上升,业务蒸蒸日上,成为宁波大企业之一。董事会董事有俞佐庭、俞佐宸、刘吉生、蒉延芳、金廷荪、王文翰等,监察人为徐瑞章,李竹书等。都是由厉树雄先后拉进来的,公司的最大股权属于厉所主办的丰盛实业公司,约占三分之一以上。

    在敌伪统治下,迭受摧残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头三年,宁波尚未沦陷,市面虽因上海转口内地货物多而形成畸形繁荣,而敌机频频轰炸,一般用户并无增加,相反减少。地方军政机关则借口抗战非常时期,任意要求公司装设电话,不仅单位本身,连大小官儿的公馆住宅都要求装设电话,不但不能照章收取话费,并且还时时以电话作为他们的出气洞。敌机轰炸,在炸弹纷飞之际,其它单位都好疏散,独公司员工仍据高楼值班接线。敌机刚去,马上到轰炸区抢救杆线。1939年的下半年,敌机轰炸火车站后,电话公司也有成为轰炸目标的可能性,就在横河街永福庵内设立一个秘密交换所,专替当地军政警机关在轰炸时通话之用。当时公司有一部分器材疏散到西乡白鹤山,有旧磁石总机1200门,新架空电缆25对、50对、100对的约2000公尺,新紫铜线若干,话机若干。宁波沦陷时,这一部分磁石旧总机及部分材料为国民党俞济民的部队抢到大皎去,结果在1941年6月1日日寇扫荡大皎时,大部分被焚于火,少数被抢走。
    1941年4月18日,就是宁波沦陷的前夕,会同员工约20余人留守在公司,当时原有俞济民部队8人在总机房监视,说要等日寇来时,一个手榴弹把总机炸毁,但后来并没有实现,因为有一九四师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一个营的残部20多人到了公司,营长姓何,他命令俞部八人退出。到日寇已逼近公司,营长同他的卫士先逃走,其余士兵知道了也一哄而走,留着一个垂死的伤兵倒在花园椅子上呻吟,直到死后才由公司职工抬到江边埋掉。头批日本鬼子一到,跳墙破门而入,向公司强索香烟、老酒、糖、酒菜,大吃大喝了一顿扬长而去。第二天日寇的通信队长田桑大尉率领几个通信兵,把总机房的监视台、二楼的测量台以及几座磁石总机抢走。隔一天,日寇治安工作队队长米内三治郎来看了一下,公司的人告诉他东西被抢走,他说:“知道了,你们不要通话,谁通话要杀谁的头”。第五天,维持会成立,郭逸民任会长,写了一张条子来要通话,留守公司的人推阮渭泉去联系,阮到维持会说明米内三治郎关照过不能通话,又去见日本特务头子芝原平三郎。芝原说:“谁都不许通话。”后由米内通知公司到新江桥堍远东旅馆内通信队去领回测量台等。接着,派了几个通信兵在总机房内分出一部分座席作为他们自己通信之用,一面才允许公司在他们的监视下恢复了一部分用户的通话。当时公司员工陆续由乡间回来,蔡酉生虽也回来,但不能应付这一个局面,託病到医院去,就由职员中一个班长毛荣庭以代理经理名义,同日本特务机关维持会打交道。蔡回来后,也是避免与外界接触。工程师徐正大则暗中与驻在宁海的俞济民方面取得联络,到1944年下半年他到上海去就六区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及联合中学教员等职。那个时期商业用户当然不会多,多的就是敌伪各机关团体的电话。机线设备也是无法维护,得过且过,障碍丛生,元气大丧。公司收支入不敷出,职工工资微薄,不足糊口,有的人就离职去做单帮,安分守己的人生活困苦,吃糙米过日子。
    抗战胜利后,徐正大回公司,作了一番整理,开除了一部分人,毛荣庭也不得不离甬到上海总管理处去。先时厉树雄把在上海、宁波两处的几个企业如丰盛实业公司、云飞汽车公司、上海绒线厂、和新纱厂、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等设有总管理处于四川中路令德丰(即现在的四川大楼)。抗战胜利,厉对宁波的电力公司和电话公司这两大公用企业,当然也要审情度势作一番安排。敌伪时期,总算应付过去了。国民党各机关回甬,情况也还是乱糟糟的,看来永耀电力公司更加重要,敌伪时期是“依仗”汪伪第十师师长谢文达维持下来的,胜利后如何应付当地军政机关,特别是偷电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厉考虑,总得有一个在国民党军政界里有地位的去应付,于是就把电力公司交托给王文翰了,四明电话公司情况比较好些,但各个方面都要接触,蔡酉生年老力衰不胜繁剧而退休,由倪维熊继任经理。倪主对外,副经理包俊义主对内,工程师徐正大不久就离开公司去青浦办理他自己发起的青沪长途汽车公司去了,公司就没有另设工程师。

    物价狂跳暴涨, 经费维持困难


    从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解放前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在机线方面也作了一番整理,管理制度上也作了某些改革,然而大部精力却是化费在应付物价暴涨币值惨跌的话费调整上。关于机线整理方面可述者,全市杆木2100多支因年久失修大部腐朽,掉换了三分之一,地下电缆与架空电缆为适应各地段用户的需要,加以调整补充,分线箱与明线亦同时加以整理。又总机部分的信号灯、塞子头、塞子绳也换去了一部分。用户话机原都由公司配装,在抗战期间很多遗失,八百多只没有着落,用户室内线布置也都不合规定,用户自备话机,程式参差,通话效率大受影响,直到1947年间才由公司购到一批新话机,陆续掉换。关于管理方面,话务员于抗战期间已改用一部分女性,复员以后,由于业务的扩展,又续招两次女话务员,至此绝大部分为女性。公司当局揭示“谦和”、“敏捷”、“整洁”作为话务员三大成绩考核的标准。为了减少听接差错,推行“四位报号”,就是要求用户在报电话号码时,顺次报四个数字,不再说几千几百几十几号,推行结果,成效比较良好。一面进行用访问、征求用户意见等等,也能得到用户好感。关于建房方面,原有最高层平顶在战时堆放过沙包,渗漏不堪,乃加建屋顶。关于总机扩建部分,于共电总机2500门满号后,暂用旧存磁石总机400门应急。又于1948年向上海自动电信器材厂定制了300门共电式总机,到解放时尚未全部竣工(扩建总机经过,在后面还要谈到)。
    抗战胜利后不久,物价就不断上涨,而话费仍维持原价,首先受到影响的是职工工资,其次是材料添置。在后职工工资按生活指数计算,话费就不能跟着调整。而生活指数与实际物价如米价等来比,也是相去甚远。因为任何物价可以自由上涨,生活指数却要经过主管机关每月核算后通过开会审议,而电话话费的调整,更须层层上报始得批准。时间差距就产生了价格差距,而况所谓工人生活指数实际上是控制于国民党政府手里,根据大大压低了物价数字而计算出来的。而话费一方面受到政府的压抑,一方面在舆论箝制下也是不允许涨得过高,因之就不可能与生活指数相一致。
    1947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经济措施方案”,要把职工工资冻结于一月间的生活指数为最高指数,而实际上却是万万不可能做到的,因之就在各方面的反对下“解冻”。就当时的宁波来说,1947年1月职工生活指数为战前1937年的8330倍,4月份的生活指数,虽不见政府公布,以实际物价推算,至少已在16000倍以上。电话公司职工要求以米价折算,说:“前次调整时(指一月份)米价每石10万元,现已涨到念多万元”。按1937年的宁波中等米价每石6元,那就已上涨了33000多倍。再看公司在1947年5月份话费调整数:甲种(机关)4万元,乙种(住宅)5万元,丙种(商店)105000元,丁种(公共场所)14万元。对比战前,甲种6元,乙种8元,丙种10元,丁种14元。以用户最大多数的丙种为例,上涨1万倍多一点。从上面所举一些数字来看:米价上涨33000多倍,工人生活指数为16000多倍,话费调整数只有1万倍多一点,就可以看出三者间的差距了。1948年3月间,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会议作出了关于公用事业价格自动调整方案,且颁布了价格计算交通部核准。这样一来,是以科学方法来代替审议中的讨价还价,当然比较合理些,电话公司就根据公式算出了基数系数,逐级转报交通部。到同年4月8日交通部批准了四明电话公司所造具的关于基数系数表件,层层下达到了公司,准自二月份起依照公式计算。在这一阶段里的话费调整数就是逐月按式计算,由县审批,转厅报部备案即可收取。而当时物价的跳跃却已如不羁之马,一发不可收拾。宁波的职工生活指数,从2月份的17万倍,逐月上升,到7月份上期为187万倍,下期为212.7950倍,8月份上期为427万.7050倍。电话费的调整幅度也很大,以2月份与7月份相比较,如下表:  (计价单位:法币)
    用户类别   二月份     七月份
    甲种       44万元    760万元
    乙种       53万元    920万元
    丙种       103万元   1800万元
    丁种       145万元   2400万元
    由此可以看出话费上涨的倍数却跑在生活指数的前面,说明这个计算公式对公用事业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原因是计算公式中把五金材料列为主要因素之一,而五金材料大都根据外汇结价,上涨幅度更较其他物价为大。以宁波战前的话费作为基数,仍以丙种用户为例,1948年7月上涨了180万倍,较之同期生活指数7月份下期已达212万倍,还是追赶不上。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再也无法挽救法币的旦夕命运,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法币300万元折金圆券一元。9月份的话费参照8月份上期的生活指数计算法币,再由法币折合金圆券,定为:甲种四元零五分,乙种四元九角五分,丙种九元七角,丁种十二元九角。看来与战前话费的票面价似乎相去不远,但是同实际物价相比还不到二分之一。不到一月,形势更不如前。这里,抄录1948年10月24日《宁波时事公报》上一段有关电话公司的报导:
    “本埠四明电话公司,因自币革以来,亏负甚巨,维持为难,经呈请县府请予核转,准自八月份起,按照新价收费,惟因转辗审核,尚需时日,而电话材料费,则上涨数倍,为维持周转计,拟参照工商部九月十日第七五五二八号代电内开‘各公用事业财务管理,得照八月份价格,向用户预收半月费款’之规定,拟于新价未奉核定前按照各种用户,分别预收半月话费,前项预收费款,在新价核定后,按实收金额折扣清偿,以济眉急等语,闻鄞县府已姑予照准云。”
    当时职工生活情况,当然更加艰苦,所得工资,不足以维持日常生活,金圆券过夜就不值钱,买不到昨天所可以买到的东西。1948年10月31日《宁波日报》上有这样一段报导:
    “自经营政策实施以来,为时甫及两月,物价黑市涨势,超过限价多倍。鄞县电信业职工工资,限于政令,无法改善,家属生计,岌岌堪虞。金圆券折换初时,该会(指电信职工会)多数会员工资,每人月得四十圆,可购食米二石有余,如今米价黑市已每石超过90元,即购米一石亦不可能。且四明电话公司向用户所收话费,冻结于7月份指数,公司支出,以人工电话关系,工人工资占收入总数65%左右,公司无法提高话费,材料又无法添补,虽明知工人疾苦,自10月份起向用户借收话费半月,弥补职工生活,然衡诸最近物价,员工所得,仍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职工会以长此以往,公司工人有同归于尽之势,要求公司在话费收入项下,将员工应得之六十五部分带收员工生活补助费,暂维员工生计云。”
    职工会上述要求,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当时公司话费新价尚未得交通部指示,而话费仍冻结在9月份的原价,其势已不可能。到11月份,当地县政府对全市职工工资再也压不住了,各地也有照原工资4倍发给的,宁波也就有所援例,暂照4倍发给。上海各大公用事业的新价,经上海市公用局公开会议决定照现价增3倍计算,轮船汽车等价也上涨四五倍。四明电话公司就有了更多理由,请县府批准暂照原价增加5倍收取。甲种20元,乙种25元,丙种49元,丁种65元。照当时的宁波米价已超过“八·一九”币改时八倍,占电话成本第二因素的五金材料,已超过10倍以上。在此以后,物价的狂跳更是惊人。到1949年1月份,职工生活指数,以“八·一九”币改时作为基期,已达110倍,2月份为714倍,3月份上期为1900倍,下期为4000倍,4月份上期为18300倍。公司的话费,当然也是随着上涨,调整幅度,如有下表:  (计价单位:金圆券)
用户类别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甲种      1017元    20300元    78200元
  乙种      1232元    24700元    88300元
  丙种      2408元    48200元    172300元
  丁种      3212元    64200元    229500元
    这样大幅度调整,大大超过了法币时期的程度,但也还是跟不上狂跳暴涨的物价。公司在暂收4月份第二次话费启事中有这样几句话:“依照过去成案准照上月话费数先向用户暂收,然在此物价空前腾涨币值惨跌之际,暂收不及应收数十之一二,补收数之币值,至补收之日,又不值原数十之一二。”就可以想见当时物价飞腾瞬息万变。
    物价如此一日数涨,国民党政府已无法再议生活指数,因而自4月份上期起就不再公布。铁路方面首先改收银元,厦门公用事业电改以银元计价,4月电话公司援例改以银元计算工资,话费也同时改收银圆。于是自4月份下半月起,职工工资依照“八·一九”改金圆券后的底薪,每金圆券两元折合银元一元计算,话费也根据8月份上期指数核算应收之费,以一比二折合银圆为:甲种二元五角,乙种三元,丙种六元,丁种八元。较之战前约低了十分之四,即打了六折。5月份仍继续收取银元。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宁波市军管会财经部审定话费,从6月份起改以人民币计价,不准再收银圆。解放之初,物价虽有波动,但经人民政府一系列措施后,渐趋稳定。从1950年起话费很少变动,只有逐步下降。公司全体员工以主人翁态度几度自动减薪,克服了因敌机轰炸用户急剧减退的暂时困难,度过了难关,从恢复走向发展道路。

    一片投机声中,电话“奇货可居”


    电话在旧社会里的服务对象,只要翻一翻当时所发行的电话号簿,就可以得到答案是为谁服务的。国民党的党政军警法各机关当然是占着首要地位,占第二重要地位的是银钱业的钱庄要占很大比重,其次才是工商业,以批发行庄为主。在投机盛行期间,交易所、经纪人、花庄、米行、银楼等居优势,律师辟有专册,妓院(称书寓)也辟有专栏。而公馆住宅栏内,则大小官儿公馆林立。当时用户话费原分四等,而实际上还有许多例外:甲种原指机关团体学校,但其中党政军警法机关向例有对折优待,实际上按照甲种价收费的只是几个慈善团体、学校而已。乙种原指住宅,但各机关的主管人员又都可以享受对折优待,范围漫无限制,凡是有一定地位的公务人员几乎都可以援例要求。除此以外,有的机关,有的公务人员就干脆不付话费,公司也是无可奈何,成为一笔滥帐。这些都是公司的特殊服务对象。
    宁波的投机市场、影响面最大的要算宁波棉纱市场。自1947年成立市场起就进行期纱交易,卖空买空,对物价的疯狂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投机商以外,一般市民为了保持币值也都趋之若鹜,早晚探询行情,特别是每天市场开盘,电话次数之多,非可想像。2500门交换总机到1947年上半年已全部“满号”,公司无法应付用户报装,一面商请厉树雄向外国订购新机,一面谋临时补救办法,先是放宽装设副机的范围,允许用户加装“扑落”(即插头),接着把过去废弃不用的旧磁石式总机300门加以整理装于共电式总机右侧,与共电式总机联系,不久又告满号。又续修磁石总机200门备用。但磁石式门子愈多,共电总机上的中继门子就须增加,在此满号情况下,也已无可再增,所以后来只添用了100门,共计磁石总机400门,连同共电式总机共计2900门。除中继门子及公司用电话外,实际用户有2800余户,副机不算在内。照当时情况还是不敷供应,因为在投机风行之时,一个投机商人就需装好几只电话,“一个电话决胜负”,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放松。因之宁波市面上就出现了“电话号子”转让之间的黑市代价,就是所谓“电话顶费”,使“电话号子”也成为投机商品之一。有些用户如不需要电话时,决不向公司申请撤机,而是奇货可居“善价而沽”,即使你自己不用电话,而能弄到一个“电话号子”在手里,一转手之间,稳稳可以赚上一笔。于是电话号子的“掮客”也就应运而生,当时的黑市代价,随着市上供求状况,行情也有上落,从一两黄金到三四两不等。这种非法买卖是公司章程所不允许的,但由于公司本身正苦无法应付用户的报装,有了这道“后门”,也可以缓和一下紧张局面。
另一现象,总机上“满线”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用户责难之声贯耳,然而这在当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关于扩建总机方面,1947年12月由中国自动电信器材厂承制总机,订制款由沪先行筹垫,然后由公司在逐月话费收入项下,除发给工资及日常开支外,一律汇沪总集中运用。同时又把用户话机保证金一并汇给总管理处作订购新机之用。总机于四五月间开始制造,原定九月装通,后以器材问题一再展期,到1949年5月解放时,虽已大部装好,尚未竣工通话,直至公私合营后,与该厂取得协议处理结束。

    几度变迁的乡村电话


    宁波之有乡村电话,略迟于市内电话三四年,其间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是经过几度变迁的。在1920年以前即宁波电话公司时期,就有少数乡线装到鄞、镇(海)、慈(谿)三个县境。最早装设的是西乡的白龙王庙、石塘翁家,继又装通镇海、慈谿、洪塘、骆驼桥、庄桥、庄市、三跳童等,后又装通姜山、蔡郎桥、五乡石契、邱隘、黄古林、石马塘、高桥、石碶等处。在此以后,有的乡镇要求装设,公司方面以交通部核准的营业范围是宁波市区,原有市外乡线虽自保留但是不能再行扩充,拒绝请装。1930年间,鄞县政府也感到有扩展乡村电话的需要,乡镇之请求装设者也多,建设局长倪维熊就同公司经理蔡酉生洽商,公司方面仍以部定营业范围为辞,未能同意。实际原因,乡村电话线路长,维护不易,在公司来说只有增加人力上的负担,得不偿失。1931年间,鄞县政府商请省建设厅准由县自办乡村电话,在地方建设经费内,购置了20门交换机一座,设立“鄞县乡村电话交换所”,后又奉省建设厅令改称“鄞县电话局”,同时,省长途电话局也改称省电话局了,由建设局长倪维熊兼任局长,建设局技士王之祥兼任工程师,购料招工,开始敷设线路。当年就装设了胡家坟(二处)、凤岙市、蜃蛟弄、宝幢、姜家陇、梅墟、育王、潘火桥、雅应、叶山村、徐东埭、卖面桥、集士港、布政市、鄞江桥等处。20门交换机已不敷用,又拨款购置百门交换机一座。同时,架设了从宁波到横涨桥的南总线,从1932年到1934年的三年间,继续扩装了方桥、陈鉴桥、张华山、梅墟(增二处)、桕墅方、长石桥、韩岭市、陶公山、新桥、祗园寺、甲村等处。四年之间,共装用户线路33路,总线两路。除南总线外,又加设了从宁波到观音庄的东南总线,并设立观音庄分交换所,把原有的20门交换机移置到观音庄。当时工程设施是按照省电话局长途线施工细则办理,线路程式以双线为原则,有些乡镇筹款困难,暂用单线。市区内经过线路,向四明电话公司租用架空电缆及过江水底线。在1935年至1937年的三年间,又陆续扩展了用户线路,有咸祥、塘头街、横山埠、盛垫桥、五乡碶、姜山、蔡郎桥、骆驼桥(以上四处都是在公司线以外加装的)、缪家村、樟村、大皎、密岩、后隆、百梁桥等处。同时,受慈谿县政府委托代装代管该县东乡的洪塘、裘市、费市、留村等四处乡镇电话。“宁横”、“宁穿”两公路的站用电话,也是由鄞县电话局代装的。
    鄞县电话局的组织很简单,局长、工程师、课长等都是建设局职员兼任;专职的,工程员一人,接线员总交换所五人,观音庄分交换所工人,机工一人,巡线工四人,杂工三人,遇有造线工程,则组织临时工程队。接线员开始时是男的,改设百门机后就改用女性。局址初建于府侧建设局内(即旧宁波市政府址),后设于中山公园的东北角。乡村电话的收费标准,原属电话公司的部分,仍照公司定章收费,月租费同市内丙种电话相等,每月10元,并按线路远近加收维护川旅费若干。属于鄞县电话局的,分月费及计次两种。凡乡镇自筹经费的收月租费,每月正机10元,副机5元;由政府垫款或拨款装设的按次计费,每次收通话费一角。市内设零售处5处,凡装设市内电话者可以挂号直通电话,话费于月底结算,未挂号的须到零售处购证通话。乡镇接通市内电话的转线费和租线费都由鄞县电话局负担,小修理由局负担,大修理由装机乡镇酌贴。又原有杆木可以利用加挂时,由后装者偿还先装者每线四分之一的木杆线,以装足四线为度,订有借用木杆补贴木杆费办法。
    抗战开始后,敌机轰炸频繁,电话局交换机的所在地不很安全,就于1939年间一度迁横涨桥。数月后,又把交换部分委托公司代办,附设于公司总机房内。线路维护仍由电话局负责。宁波沦陷后,宁波的国民党各军政机关退入了四明山区。该处乡镇有电话设备的仅鄞江桥、大皎、樟村、密岩等四处。四明山游击司令部成立,该部交通处就以鄞县电话局的人力物力基础,配合一九四师的通信班,宁波防守司令部的通信排组成有线电通信队,继续敷设以大皎为中心的半永久式电话线路百余里,先后装通环村、周公宅、细岭、小皎、长沙潭、李家坑、分水岭、茶岭岗、孔岙、燕子窠、童家、章家碶、唐田、北溪、梁弄等处,并在大皎设百门总机,梁弄、周公宅、章家碶各设5门、10门、20门分交换机,构成四明山区有线电通信网。1941年5月1日日寇扫荡四明山,除唐田、北溪、周公宅三处外其余尽被敌人破坏。四明山游击司令部撤销后,该队改组为宁波警察总队有线电通信队。此后所设线路,都系被复线拉通的军用式线路,那是不属于乡村电话的范围了。
    宁波市区沦陷以后,日军不许公司接通乡线,所有乡村杆线设备也被地方游击部队破坏无遗。
    1946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各机关迁回宁波,由鄞县政府陆续恢复了20多处,设一“乡村电话管理所”管理其事。解放后,农村面目大为改观,乡村电话归并于宁波邮电局,市内电话也继之归并于宁波邮电局,同属于市话科。人民公社化以后就实现了队队通电话,以鄞县言,通话用户达千户左右。今昔对比,不但服务性质完全不同,数量上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

                                                       (196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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